卫健委体改司向健康点表示，30个省份、68个城市已先行启动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推动试点扩面提速深化，从投资医院发展建设转向扩大分配，提高待遇。但由于体制限制，薪酬改革还未取得明显成效。对医生来说，除了走出体制，在体制内创新创业或许也是一种方式。

医师节刚过，对医师群体的关注却不能止步于此。

近几年，我国医务工作人员数量稳步增长，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助理）医师339万，此外还有近百万乡村医生。

尽管如此，专业医师数量缺口仍然较大。2018年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我国全科医生缺口达50万，麻醉医生缺口达30万，儿科医生缺口达20万。在医师急缺的情况下，医师的劳务价值还常常不能被体现，2014年的调查显示，65.9%的医师认为自己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

好在近几年医改进程中，政策面在不断调整来，以体现医师的劳务价值。

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卫健委）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动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切实改善医务人员薪酬待遇，严格落实“两个允许”（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推动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扩面提升深化。

体制之困下的薪酬改革

“我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后，去医院当医生，直到这两年才好像看到医生价值的体现。”一位近年离开体制创业的医生表示。

“对人的关注不够，薪酬待遇体制改革比较缓慢。”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医改发展报告（2009-2014）》曾这样评论医改。

2017年初，原卫计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决定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11个综合医改试点省市，各选择3个市（州、区），除西藏外的其他省份各选择1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进行薪酬制度改革试点。

一年后，这一试点范围再次扩大，除原有明确的试点城市，其他城市至少选择1家公立医院开展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并明确提出“两个允许”、鼓励探索实行年薪制。

卫健委体制改革司向健康点表示，“在30个省份68个城市先行启动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试点扩面提速深化，落实‘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的要求，探索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薪酬制度。”

体改司举例说道，江苏试行院长绩效工资年薪制，符合规定的高层次卫生人才薪酬待遇由用人单位自主确定，不纳入单位绩效工资总量。江苏、湖南均启动公立医院人事编制备案管理，按标准核增的备案管理人员与在编人员实行同岗同酬同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体改司向健康点介绍未来的工作方向时，提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投资方向上，将从投资医院发展建设转向扩大分配，提高待遇。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医生集团分会副会长，深圳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创始人、总裁谢汝石认为，此前医生的劳动力价值不能体现，带来大处方大检查的问题，医生“不在这里拿就在那里拿”，造成资源浪费和医患关系的紧张。

为何改革被评价为效果一般？谢汝石向健康点表示，“公立医院被限制在制度框架内”，难以有所突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刘国恩教授此前也向媒体表示，《指导意见》是在现有公立医院体制不做大的更改的前提下，相关部委能够作出的最大限度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安排，对改革的推进非常有限。

体制改革幅度不大，薪酬改革难以实现较大突破。此外，《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也显示我国医师面临平均工作时间超长、加班熬夜成为工作常态、医患关系紧张等问题。

去年，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删除“医疗机构在职、因病退职或者停薪留职的医务人员不得申请设置医疗机构”的内容，正式放开了医生创业的闸门。

此前，这一禁令已经持续了整整24年。

目前，医生离开体制创业的情况也常有所闻。谢汝石原本也是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肝胆外科医生，2015年离开体制，创办了博德嘉联医生集团。此外，还有于莺、张强、贾海中等走出体制，较为人熟知。

此外，在体制内创新创业，也成为不少医生的选择。

体制内创业被允许，创新成果难转化

2017年3月，人社部印发了《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明确表示，“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到企业挂职或者参与项目合作”，“兼职创新或者在职创办企业”。

这一《指导意见》正是对创新驱动发展以及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进一步落实。

8月16日，我国卫生健康青年创新中心在北京协和医院成立。包括郎景和、邱贵兴等院士在内的10位专家，被聘为中心首届专家委员会委员。

据该中心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吴东介绍，在中心成立之前的一年探索期，面向全国征求创新案例，已经成功孵化了两个平台公司项目，其中一个专注于专利成果的转化，另一个则专注于医学教育，此外还有两个项目已经和产业链对接。吴东介绍，这个平台将帮助有创新思想的临床医生实现其产出。

“青果计划”和“创想教育”是该中心的两大项目，其中，“青果计划”将帮助医生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专利成果，并连接到产业链。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姜晓勃发明了一种用于化疗的口腔支架。他告诉健康点，肿瘤患者在进行放疗时，由于呼吸等原因，患者的身体会发生轻微移动，使得放疗对病灶处的效果发生变化。

姜晓勃发明的个体化口腔支架，能够帮助头颈部肿瘤患者在放疗时最大限度减少身体移动。他表示，这个产品近年来已经实际应用一百余例，效果良好。

但他在卫生健康青年创新中心成立大会上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他希望这个产品不只是在自己医院使用，还能够早日量产，得到推广。他也表达了苦恼：不懂得如何寻找资本，并实现产品的量产和大范围应用。

体制内医生不许开设医疗机构的禁令虽然才放开一年，但医生一直在创新。姜晓勃的发明是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2015—2016年度放疗科申请的新技术项目，仅在这一科室，同期申请的新技术项目就有5项。

对于有实用性的成果，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胰腺外科主任医师、第九届全国科技工作者代表龙江认为，医生应该与可信赖的体制外创业团队密切合作，实现创新项目的成果转化。同时，他也表示，国家鼓励医生和第三方联合申请课题，也就是“产学研”项目，这些项目需要通过合约等法律方式约束并明晰产权归属、商业价值分配，同时保持医生、医院与企业三方利益一致。

龙江认为，这一体系与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

对于体制内医生的一些创新项目，龙江说，“有些医生是为了项目而做项目，为了专利而申请专利”，其中有些实用性不高。因为项目数量、专利数量等常常是医师评奖、评职称、获得晋升所考虑的指标之一，这些成果是否真能转化成生产力并驱动发展，还存有疑问。

龙江本身也参与创办一个叫做“神泌优医CARE”的创新项目。这一项目专注于罕见肿瘤，为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提供医学科普、咨询服务，并帮助患者精准对接线下医疗资源，实现全程管理。目前，该团队除了全职创业的7个小伙伴，还包括龙江在内的数十位体制内中青年专家。未来，他们准备将经验复制到其它癌种。

龙江表示，内分泌肿瘤发病率极低，约在十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三之间，关注度也很低。他告诉健康点，其实这种肿瘤患者晚期生存年限较长，但却常常被不太了解这个专业的医生认为是“严重的疾病”，甚至可能会放弃病人。而“神泌优医CARE”则为这些患者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

该团队目前管理内分泌肿瘤患者一千余人，龙江说，由于该肿瘤较为罕见，这数量相当于一家大型医院5-8年左右的累积量。

至于为何选择在体制内参与运营这样的项目，龙江说，在目前的环境下，口腔科、整形科等科室医生走出体制较为合适，因为更适应市场。

对于体制内创新创业是否会影响本职工作，他表示，他目前运营的这个项目也能反哺自己所在的公立体制。由于项目所带来的口碑，他的专家号门诊量从原来的一天30多个发展到50多，而内分泌肿瘤的患者也占到了门诊量的三分之一。同时，对医院来说，也能收获声望与口碑。

龙江说，不论是体制内创新创业或者多点执业，医生都应当以第一执业点为重。有人认为多点执业是对医生的松绑，允许医生通过另外的渠道提高收入，对此他不敢苟同。在他看来，有能力有担当的医生更适合多点执业，他们在保证第一执业点工作的前提下，能让医生发挥价值、多做有意义的贡献。体制内创业的医生更适合在保证普通的医疗服务的同时，做些高精尖的研究、创新服务，或者提供医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