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上海网球公开赛赛场，屏幕上是民营医院和睦家的广告。和睦家是中国较早开设的外资私立医疗机构之一。（ICPhoto/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2月27日《南方周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线报道”）

“公立医院是‘10头牛’，民营医院是‘30只鸡’。”

资金方面，只支不收。支出包括上千位员工的工资、房租、设备、改造病房、水电煤……而民营医院没有获得公立医院的资金划拨、财政补助。

已经连轴转两个月，非常疲惫，还有三十多位医护人员感染了。谢俊明说，目前还没有外地医疗队进驻，“我已经跟指挥部申请了，还没有轮到我们”。

　　从2020年1月22日开始，66岁的汤定洛就没离开过自己的医院。他是湖北咸宁崇阳颐和医院的院长。

　　颐和医院是一家刚建成的民营医院，原计划在春节过后的2月6日开业，但没等到开业，医院从1月22日开始就全员投入到工作中了。

　　此前一天，崇阳县政府找到汤定洛，与他谈新冠肺炎防控的事，决定征用颐和医院做隔离医院，他当即表示同意。后来，在乡镇缺乏医疗设备的情况下，他又拍板把医院交给政府改为新冠肺炎治疗定点医院。

　　颐和医院的十几位股东都六十多岁了，大多是从医疗体系退休的人。“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在这里，每天楼上楼下跑。”汤定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最多一天，他在楼里跑了2.9万步，晚上两三点才能睡觉。

　　“压力非常大。”汤定洛坦言，一方面来自救治之难，另一方面，尚未开业的医院投入了1.5亿元资金，这笔钱成了股东们肩头越来越沉的债务。

　　像颐和医院这样很早就投入新冠肺炎救治的民营医院，在湖北乃至全国都不乏身影，但他们的努力似乎并未被看到，许多人仍心存疑问——救治主力是公立医院，数量更多的民营医院去哪了？

“10头牛”与“30只鸡”

　　疫情期间，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的一段采访受到大量关注。

　　她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说，在市场上，民营医院只是补充，“能力是一方面，意愿是另一方面”。它们更多是考虑收入的最大化，而为疫情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它们不具备公立医院不惜一切代价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基因”。

　　她认为，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原因之一便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

　　从数据来看，民营医院的确占大头。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国医院3.2万个，其中民营医院2万个，占比。另据武汉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市医院354个，民营医院258个，占比72.9%。

　　但实际上，民营医院虽然数量多，“个头”却很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向南方周末记者列举，目前武汉市三甲医院共28家，其中3家民营医院（2家是企业医院转制），25家公立医院（4家部队医院、12家省部级医院、8家市属、1家区属）。也就是说，三甲医院中，公立医院数量占比89.3%。

　　按床位数和医生数来计算，公立医院占比超过80%，也占绝对优势。而民营医院多是一些小医院。“公立医院是‘10头牛’，民营医院是‘30只鸡’。”朱恒鹏形容。

　　他还补充说，公立医院现在没有一级医院，都改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了，如果同口径对比，把它们也计入公立医疗机构中，之前所列的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数量比就不对了。

　　而且非公医疗机构抗风险能力更弱，需要自负盈亏。疫情导致所有医院的正常业务受损，收入下降，他预计全年减少30%，但公立医院不存在倒闭失业的问题。

　　静脉病专家、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从数量来说私立医院的规模（大）是没有意义的”。一家公立医院有上千张床位，而私立医院很多就是门诊、专科诊所。

　　在应对疫情的时候，一方面民营医院人数少、能力弱；另一方面，口腔科、妇产科这类专科诊所难以覆盖患病群体。

　　张强也提到，两种医院的成本相差巨大。私立医院许多医生的收入高于公立医院，而且水电煤以及房租成本都远大于公立医院。

　　总体来看，民营医疗机构应对疫情时，医疗资源少，能力弱，缺少传染科、重症科等对口科室，这是长久以来中国医疗体系发展所致。

　　但对于民营医院“不具备不惜一切代价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基因”这种判断，多家民营医院负责人表示委屈。

　　其中一位医疗集团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整个医疗市场95%的份额在公立医院，大多数民营医院只是补充。“现在他们之中很多已经拿出了吃奶的劲儿在做事情。”

　　“所谓不惜一切代价，民营医院得先让自己不成为那个‘代价’。”在另一位公立医院人士看来，民营医院的做法可以理解。因为公立医院考虑的更多是救治病人与医护安全，自身不会有关门之忧，但民营医院不一样，关门破产都时常发生。

大医院抗疫“只支不收”

　　在武汉的28家三级甲等医院中，仅有3家是非公立医院。其中2家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来，最后一家是武汉亚心总医院，由港资控股。

　　2月19日，武汉亚心总医院董事长谢俊明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在武汉，他有两家医院，一家是综合性三甲医院，另一家是心脏病专科医院，后者已开业二十余年。

　　谢俊明说，武汉非公医疗机构总量多，但实际上规模很小，真正有规模的综合医院，凤毛麟角，“而这些医院早就被征用，一开始就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一线了”。

　　据谢俊明回忆，自1月23日武汉“封城”起，亚心医院就被列为第一批发热门诊定点医院。10天前，他们又被划入第四批定点医院，拨出四百多张床位，现已住满“。一直压力都很大，目前没发现拐点，病人还是很多。”

　　亚心医院还接管了一家“方舱医院”，1000张床位。日前这家方舱医院放出了求捐医疗物资的公告。谢俊明说，原则上所有的医疗用品和药品都是政府提供，但现在病人数量太大了，政府有心无力，医院也要想方设法采购。之前，他们曾在香港、日本采购，但现在也难以买到。

　　医护人员也很紧张。一般来说，医护人员工作两周、休息两周，但现在他们已经连轴转两个月，非常疲惫，还有三十多位医护人员感染了。谢俊明说，目前还没有外地医疗队进驻，“我已经跟指挥部申请了，还没有轮到我们”。

　　资金方面，只支不收。支出包括上千位员工的工资、房租、设备、改造病房、水电煤等，而民营医院尚没获得公立医院的资金划拨、财政补助。

　　尽管新冠肺炎患者可以免费治疗，但具体措施还不明确。“现在是挂账，比如今天出院的14名患者，治疗费用就记在账上。”眼下，他还没有精力去考虑钱的问题。

　　武汉市普仁医院也是武汉3家民营三甲医院之一，2004年，其由国企医院改制为员工持股公司。

　　普仁医院常务副院长李烨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医院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人是在2019年12月27日收治的，那时还叫“不明原因肺炎”。医院在12月30日上报市卫健委，31日全市专家会诊，当晚转到了金银潭医院。那是一位61岁的老人，后经病例追踪确诊为新冠肺炎，最终成为武汉因肺炎去世的第一位病人。

　　2020年1月1日，医院成立应急指挥中心，次日，开始改造感染病房、调配医务人员、增设发热诊室。1月23日，普仁医院成为第一批发热定点医院，当时发热门诊每天接诊患者两百余人。最忙的是1月底至2月12日左右，“一床难求”，轻症和重症病人都转不走。原来感染科是一个病区，33张床，现已逐步扩大到10个病区，400张床。

　　同时，他们外派了超过100名医务人员到定点医疗机构支援，其中一批45人医护团队整建制接管了雷神山三科十病区。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他们投入了大约2500万元用于防控。

　　现在，普仁医院被划为新冠肺炎和急危重症患者的双定点救治医院。自“封城”至今，医院接诊普通患者17500人，收治入院919人，完成手术147例。

　　李烨说，作为三甲医院，从履行职责上，他从来没觉得公立和民营有什么区别，“我们面对的都是病人，没有公私之分”。

小医院各自战斗

　　除了大医院，武汉的民营小医院也没有置身事外。

　　据武汉市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公布的名单，截至1月26日，武汉已征用了4批、共48家民营医院作为发热病人收治定点医院，可用床位共张。南方周末记者抽访了其中3家。

　　据武汉市紫荆医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医院物资有所缺乏，指挥部已经在想办法，最紧缺的是医护人员，他们也在想办法克服，目前医院是满负荷运转。

　　武汉市方泰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医院有120个住院床位，医护人员40—60人，该院被划入发热定点单位，但目前还没有启用，“治疗设备、ICU病房正在评估是否合适”。此前他们没有接诊，但设有值班医生，并一直在做线上咨询。

　　武汉仁爱医院曾在疫情开始时被卷入一场风波——不收治发热病人却从湖北省红十字会领取了1.8万个KN95口罩。目前这家医院也加入了战斗。

　　仁爱医院相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此前，仁爱医院被划为第四批定点收治医院，但后来考虑到目前三甲医院和妇幼医院都有接诊新冠肺炎患者，很多孕产妇不敢去，于是仁爱医院转为正常接收孕产妇。

　　目前，医院门诊照常开门，并接管了武汉市的两处医疗隔离点。

　　2月1日，他们接过了第一处隔离点，派出6位医护人员。最初的18名患者，不到两天就激增至50名。他们负责这些患者的饮食起居、身体检测，每天从早8点工作到深夜0点，“之前预定的‘两班制’形同虚设”。目前6位医护人员中4位确诊被感染，其中2位住进了方舱医院。2月8日，他们又接手了新一处隔离点。

　　物资不足始终是一大问题，他们的医院仓库已经搬空，全部运到了隔离点，现在还是缺，连一次性鞋套都没有。

全国民营医疗集团驰援

　　湖北之外，集团型的民营医疗机构也在输送支援力量。

　　2月中旬，美年大健康面向全国美年、慈铭、奥亚、美兆发布动员，征召3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最终报名人数2672名，相当于平均10位员工中就有1位申请，部分体检中心甚至是全体医护人员报名。

　　海尔医疗1月31日接到非公医疗机构协会支援武汉的号召，两天内数百人报名，最终选拔重症康复科、感染科等医护骨干出征前线。

　　“和睦家”医疗是中国较早开设的外资私立医疗机构之一，自年开办至今，在国内已有7家医院和18家诊所。和睦家医疗创始人、CEO李碧菁在2020年2月17日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她说，1月27日北京市卫健委来医院检查发热门诊，要求增加负压留观室，并严格分开成人和儿童的发热门诊。其后两天，和睦家关门改造，1月30日早上，接受检查，并在卫健委批准后继续承担北京市指定发热门诊的工作。

　　在流程上，发热患者来到发热门诊会进行流行病学史筛查、咽拭子采集、血检等检查，疑似病例会送到专家委员会汇总，同时报送疾控中心和卫健委，若确定阳性，则转诊去定点收治医院。

　　和睦家收治了一些从未来过这里的患者，“其实有很多需要医疗服务的慢病或急症患者，由于抗疫的需要，很多医院无法及时收治。我们重症病房就有几位这样的患者，试了很多医院最后来到我们这里”。

　　目前，和睦家天津和青岛的医院可以使用社保，北上广还不能医保支付。“我相信这件事情以后，很多人可能会开始对商业医疗保险感兴趣。”李碧菁说。

　　医疗物资方面，他们目前和多家机构合作，已经向武汉的医院捐赠了两批物资，包括29台ICU有创/无创呼吸机及配套的500个呼吸机管路和21个呼吸机面罩，155000副医用乳胶手套，50000个N95等级的医用口罩，3960个护目镜，以及185个可重复使用的防护面屏。这些是他们春节期间从全球渠道采购来的。

　　李碧菁回忆，她1月30日在美国工作，当时就开始采购防护物资，买给自己医院，也捐给湖北。那时候已经开始难买，她甚至刷自己的信用卡买了很多东西。

　　在采访中，她停顿了几秒，说窗外看到又进来了一批口罩，正安排转运去武汉，“我非常高兴”。目前，她收到了七十多位医生和护士去武汉的申请，已经报送医院驻地政府，在等政府的通知。

　　“之前有一些批评，没有深入了解就说我们逃避责任，我感到特别伤心。”李碧菁说，但也没关系，一个人要用他的力量做他认为对的事情，努力在这个特殊时期坚持提供医疗服务“，我觉得我只能这么做”。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截至2月17日，已有72家民营医院向武汉派出医疗队，共计1034人。还有166家民营机构参与了当地工作，投入两千多人在高速公路口、车站、社区测量体温及其他防疫工作。

　　他说，在去武汉的队伍中，医疗和生活物资都是这些医院自己采购或募捐来的。“公立医院的医疗团队有政府安排衣食住行，社会医疗机构的医疗队伍却是‘自给自足’——甚至自己买票、开车去武汉。”

　　颐和医院院长汤定洛觉得目前情况已有好转，医院的任务从隔离变为了收治。他所在的湖北咸宁，截至2月24日，有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836例，己治愈出院445例。

　　汤定洛说，医院有十几位股东，大部分都是卫生系统退休的，退休后按县政府要求建了这家民营医院，医疗养老结合，觉得还是有前景，“我们都是老人，想试一试，但一上马就不由你了”。

　　医院的启动资金是十几个人向亲戚朋友借的。他到银行问了一下，这种情况没有特别的贷款措施，要开业以后有了收费、流水才能做信用贷款。办医院和办企业不一样，医院的土地不能抵押贷款。

　　他们投资了1.5亿，其中多万用在建造医院上，三万六千平方米的面积，建设和装修都很贵，还有水电、消防等费用。

　　目前，新冠肺炎的救治费用医保覆盖，不足部分财政兜底，员工薪资政府也在付。

　　“政府已经很支持我们了，不能跟政府谈钱。”汤定洛说，但以后怎么办还不知道，只能寄望于疫情早点过去，医院得以开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