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沃尔特•奥尔森、本·约翰逊

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宣布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为全球大流行病。截至上周五下午，全球共有13.2万例确诊病例，全球死亡人数已超过5000人。

仅上周二这一天，这种快速传播的病毒就在意大利夺去了196条生命。

目前，90%的病例发生在四个国家：中国、意大利、伊朗和韩国。本周晚些时候，WHO宣布，欧洲已取代中国，成为COVID-19的新疫情中心。就连梵蒂冈上周四也报告了首个病例。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幸免，包括美国。截至上周一，至少3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学校已经关闭。这个数字预计还会增长。

在遭遇了新冠病毒疫情的最初爆发之后，很多国家包括意大利都采取了高度强制性措施，无论是对健康者还是病患，都进行了广泛的家居隔离。

那么，问题来了：其他许多传统上更重视个人自由的社会，如何能够在不丧失其特性的情况下，取得抗击疫情的成功呢？

如果你想遏制冠状病毒

就要让大家多进行检测

正如《亚洲时报》的安德鲁•萨尔蒙（Andrew Salmon）和《华盛顿邮报》的乔希•罗金（Josh Rogin）所解释的那样，韩国作为一个更开放的国家，在控制疫情方面做的可圈可点，其政策却没那么具有强制性，没有大规模地封城封境。

对韩国人而言，至关重要的“秘决”，就是将检测广泛地推向庞大的人口，从而侦获许多社区传播的实例（这些原本通过已有病例的接触者追踪是发现不了的），并及时启动医疗干预和“社交疏远”㊟，这时这些措施就能发挥出它们最好的作用，顺便也让其他许多人安下心来，因为检测结果表明，他们没有患上冠状病毒病，尽管可能正表现出一或两种（类似的）症状。

韩国经验揭示了，随着这种猖獗的病毒在全球的蔓延，早预防、早发现、早收治（当然这极度依赖于市场经济提供的充沛物质资源包括医疗资源），是限制病毒传播范围和恐慌情绪，同时又保证社会开放最大化和经济代价最小化的关键。

政府垄断导致的检测失败

韩国目前每天检测大约2万人，截至到3月13日，每207人中就有1人得到检测。这个亚洲国家建立了一个由96家公共和私营实验室组成的检测网络，这些实验室保持24小时无间断运转，所采用的“迅速诊断试剂盒”、车载诊断方式㊟ 、低廉检测费用，作用堪称巨大。

相比之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准备了一套有缺陷从而无法使用的检测工具。疾控中心在2月5日发出它的检测试剂盒时，很快就发现其中有很多是有缺陷的。试剂盒产生了假阳性结果。

这仅仅是美国这一方面问题的开始。虽然旅行禁令限制了美国接触感染源的机会，但笨拙的政府法规，不必要地将检测过程拖延了数周（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意味着更惨重的生命代价）。

CDC检测指南极其狭隘，坚持认为只存在国际旅行等风险因素，这最终阻止了对波士顿一次会议参会者的检测，该会议后来与70个病例联系起来，甚至是在发现参会者患病之后才引起了注意。

联邦法规还禁止联邦政府以外的任何实验室开发诊断冠状病毒的检测方法。正如《纽约时报》昨天报道的那样，西雅图地区的研究人员不得不与监管部门一次又一次拒绝作斗争，并最终设法采取了规避行动，以便能够对美国最大一宗疫情进行调查。

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到2月25日，海伦·朱（Helen Chu）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再也等不下去了。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开始进行了冠状病毒检测。”他们接着确认了西雅图地区第一宗社区传播的病例，这是最近几周的一个关键发现。

垄断的另一后果是，即使各实验室可以自行研发用于检测的PCR（聚合酶链式反应）引物，也只能无奈地充当旁观者，因此，当唯一可用的检测结果突然变得毫无意义时，没有人能真正说出什么引物集是有效的。

密歇根大学临床微生物学主任杜安·牛顿（Duane Newton）表示，诊断学的最大局限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新检测方法和新平台的监管审批过程，拖泥带水的节奏常常“妨碍制造商和实验室投入资源开发和实施新检测方法的意愿和能力”。

私人实验室正在挽救局面

2月29日，美国政府终于改变了做法，允许私人实验室着手开发自己的检测方法。成效是十分惊人的。

老的检测办法需要2到7天才能完成。与此同时，患者被搁在一边。在政府解除限制的短短几天内，克利夫兰诊所就开发了一种检测方法，能在数小时内得出结果。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协调员黛博拉·比尔克斯（Deborah Birx）博士在周二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变化直接归功于“联邦政府通过改变了这些规定来做出反应”。新设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豁免制度”通过“将超大型、高产量的公司引入该制度”而加剧了竞争。

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补充说：“外部专家（…）表示，当总统引入商业实验室时，他做了绝对正确的事情，因为这些大商业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有后勤基础设施，可以分发检测试剂并分析检测结果。”

然而，美国在COVID-19车载检测的可及性方面，仍然落后于韩国。撇开便利性不谈，免下车有助于让潜在的传染性人群远离医院的候诊室和急诊室。

有评论报道暗示，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可能不会为这一趋势欢呼。但就算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打算鼓励这种做法，我们也希望监管机构至少不要挡道，这样其他人也可以提供这项服务。

如果允许的话，美国经济确实擅长提供便利的检测和送货上门服务。在另一个并非无关的方面，比尔·盖茨正在资助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从西雅图为起点，向所有需要的人分发家庭检测试剂盒。

说句轻松的俏皮话，我现在很高兴美国保留住了亿万富翁，而不是吃掉了他们。

结 论

联邦政府对病毒检测的人为垄断，产生了一种有缺陷的试剂盒，并且延缓了检测和对抗冠状病毒的进程。

政府设立的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形态，不仅在医疗领域，而且在所有经济生活领域都是如此。结局就是低效率，一个不中听的词，直到它意味着美国人将失去他们的生命。

华盛顿大学病毒学主任基思·杰罗姆（Keith Jerome）在接受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拥有强大的优势，不仅在病毒学方面，是我们一直有各色人士和团体致力于解决任何一个特定的问题。”“可当我们决定所有的冠状病毒检测必须由一个实体完成时，即使是像CDC这样杰出的实体，我们基本上就放弃了我们最大的优势。”

竞争改善结果这一基本的经济真理，处在人类一切努力的核心。冠状病毒的穷凶极恶，以一种残酷而令人难忘的方式，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真理。那些效仿那位“伟大的医治者”（指耶稣——译者注），想要去服务和拯救我们当中最弱小者和我们的兄弟姐妹的人，都不应该抛弃这一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