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机制和企业家才能

在抗击疫情中起的作用

❦文：马修·塔努斯（Matthew Tanous）

贾斯汀·科佩茨基（Justin Kopetsky）

译：禅心云起

面对一场大流行病，就像我们今天在面对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所经历的那样，自然反应是立即采取直接行动来遏制这场危机。

我们被告知，我们需要进行广泛隔离、全城封锁，并下达就地避难的命令。

我们应该限制人们可购买商品数量，这样他们就不会囤积商品，而且一定要维持价格不变，这样人们才能买得起他们需要的东西。

医院诊所必须取消手术和新治疗计划，以确保他们为感染这种大流行病的患者做好准备。

餐馆需要转向外卖模式！商店需要切换到单一线上模式，关闭零售机构，优先给重要货物发货！

政府需要确保每个人都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以便确保我们都能活下来!

但如果我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开放社会每天都需要的两件东西：

1）能够快速、轻松地适应供求变化的价格。

2）能够应对不确性的企业家才能。

你会怎么想呢？

我几乎能感到到人们咬牙切齿和握紧拳头的反应，他们会惊呼说，我必定不关心我的美国同胞。

但请耐心听我讲完，了解这两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让我们从眼前发生的开始。

用市场价格机制对抗

疫情带来的供应冲击

从罐装食品到卫生纸，美国民众涌向杂货店，囤积各式各样的商品，在此过程中，商店货架上的商品被抢购一空。

医院和诊所，“按照CDC的指导”(这个短语无处不在)，取消了各种预约和计划的治疗或手术。

亚马逊将第三方发货至其仓库的货品限制在“高需求”商品范围内。

对远程工作需求的增加，导致远程协调服务崩溃。

世界各地的政府进行不同程度的强制隔离，关闭了许多企业或暂停了日常买卖。

这些缓解和避免的效果和方法本身都不是问题。

在应对流行病及其对需求的影响时，这其中的大部分工作都将自然而然地进行。

但可以说的是，在缺乏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它们有可能是被生硬地采用，且基本上是带有盲目性的。

如果不抑制价格上涨[这与美国许多州政府的反“价格欺诈”（或“哄抬物价”）法相抵触]，这种货架上空荡荡的情况，就不会如此普遍。不抑价将导致消费者当中的自然配给（即保障先来者不会因为紧俏物资价低而大肆购买，后来者更有机会买到紧俏物资），并刺激短缺产品的生产。

在现有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诚然会有一些公司承受短期损失，额外多生产一些，以便作为一种慈善性质的行为。然而，如果不抑制价格上涨，边际生产者（在危机持续期间甚至是非边际生产者）也就有能力增加产量，即使是暂时的。

价格上涨也告诉生产者相对需求的变化。倘若牛奶价格没有鸡蛋或罐头价格上涨得那么多，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可无法仅仅通过空空如也的货架来传递）。这将刺激后一种产品的生产者比前一种产品的生产者扩大更多的生产，并促使新加入的生产者相应地确定优先次序。

相比之下，价格下跌通常是被允许的。

对某些商品需求的下降，如体育赛事的门票、飞机航班或拥挤的餐厅，自然会给这些行业发出寻找替代品的信号。

这可能包括餐馆转向提供外卖的单一模式，在危机期间关闭主要用餐区。也许还需要把这些用餐区变成临时仓库，存放必要的物资（但由于价格缺席，这个选项似乎没有成为现实，无法激励有帮助的产品产量增加）。

这可能还包括公司暂时关门，把工作人员作为潜在的临时雇员，派到那些需要协助生产关键必需品的地区（从而充分地利用人力资源）。

相反，美国政府的做法是提出救助计划和向全民派发现金支票，而某些措施必然导致资源的明显浪费。

价格变化也会因地区不同而各异，这自然会导致市场将重点放在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

流行病不会一下子袭击整个国家，尽管哪些地区情况最糟似乎一目了然，尤其是一开始时，但价格传递的信息，对于确定实际的需求，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也许现在西雅图和纽约市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但这并不能告诉你，西雅图确实需要呼吸机，而纽约真的缺少护士。

允许这些价格在医疗行业发挥作用，是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在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而储备资源的同时，与其用一种粗糙的手段，比如取消被认为是非“紧急”的医疗服务，不如通过价格机制将资源引导到最需要的地方。

限制医疗服务供应的规定，包括新的医疗设施建设、现有医疗设施许可以及人员数量许可，应该予以暂停，当然更好的做法是废除。

给医疗服务（尤其是来自医生和护士等专业工作者的医疗服务）付更高的报酬，将使医疗机构得以将医学院实习生或执照过期的专业人士纳为临时雇员。冠状病毒紧急治疗的更高报酬，尤其是最严重地区的更高报酬，将促使医疗专业人员暂时转换专业，短期内转移到他们能够作为额外帮手发挥最大作用的地区。基本护理和监控，可以由那些从停工企业中接受最低限度培训的人士来完成，从而让那些接受过更专业培训的人把重心放在治疗上。

这给面临着高额紧急费用赔付的保险公司带来了强有力的激励。他们会想出更多的招术来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例如，你可以在家里或车上取样，到采集点回收，这样就可以完成检测的全过程，潜在患者就不需要排队等待，否则在完成检测时几乎肯定会得病。保险公司甚至有很大可能向有危险的患者偿付，有可能是运送必需品，以激励他们自我隔离。

而且，最重要的是，极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其他选择，这是作为单独一篇文章作者的我，穷一人心智而想象不出的。这种创新和适应，只能由应对价格变化的企业家来最好地处理，而不是由中央计划者来处理，无论他们有多么聪明、知识渊博或用心良苦。

市场价格体系允许迅速而密集地重新分配资源，这在大流行病这样的危机情景中是必要的。

用企业家才能来抗击

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根据目前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经验，现在还是讨论风险与不确定性这一主题的好时机。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被广泛认为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在他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他将这两个术语分别定义为：

风险：可测量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任何不可测量的事件

虽然将不可预见的事件视为可测量的不确定性，这可能有些奇怪，但有许多事情都归属于这一类。在这些领域，我们已经看到市场为了减轻不利影响而发展出相应的策略。

更常见的说法是，可能很难预测某座特定房屋何时会被烧毁，但根据过去的数据，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给定时间内，任何地区一定比例的房屋会受到火灾的影响。在这些情况下，这种可测量的风险可以由人们分担，并由对抗这种风险的保险来加以抵消。

在其他可能不太熟悉的领域，这种可测量风险的概念，已经带来了整个需求规划和预测的领域。为了让企业能够满足客户需求，他们需要能够测量任何一个人进入商店并购买特定产品的可能性。可测量风险是在客户进门的那一天缺货的风险。为了协助测量，复杂的算法和软件包已经被创建出来，以确保消费者在他们想要的时候，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此外，许多人受雇于那些寻求降低风险的行业，这里的风险涉及人们普遍接受和理解的事情。

不确定性的概念是不同的，可以说，它要重要得多。不确定性无法测量，因此无法可靠地对其进行规划。因此，它必须通过发挥企业家精神的过程来处理。

企业家是这样的人：他们把赌注押在解决问题并为消费者提供价值的最佳方式上。由于在他们参与之前，无法评估他们的主意的成功或失败，对他们如何处理不确定性的设想之正确与否，我们能做出判断的唯一方法，就是以他们在市场上的成败来评判。

亨利·福特有句名言：如果他之前问人们想要什么，大家会想要一匹速度更快的马。他选择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方向，但最终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关于如何生产汽车的主意，为消费者提供了最大的价值。史蒂夫·乔布斯的iPhone也反映了类似的创新故事。这些企业家处理的可不是风险，他们一头扎进了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精算表来提供一种测量风险的方法。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目前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

在流行病学领域，流行病学家的目标，是了解一种特定病原体在人群中的传播，从而减轻其在人口死亡和干扰日常生活方面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流行病学家在做的就是建立起精算表，使我们能够评估我们的风险，并根据风险调整我们的行动。一旦风险得到了评估，人们就可以对如何最好地与他人互动做出明智的决定。对于像季节性流感这样广泛传播的病原体，我们都知道自己的风险，并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于一种新的病原体，我们离开了风险的领域，进入了不确定性的领域。在我们有足够数据来评估一种未知病毒或细菌将如何传播之前，我们不知道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什么样的风险。

这就意味着，最有效的行动方针是在保险机制之外，让企业家才能发挥的过程活跃起来、蓬勃发展。为了减缓新病原体的传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行动,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创造尽可能多的解决方案，并让积极成果的积累来驱动最佳创意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