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政府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制定了“国家防疫行动计划”。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了疫情防控的四个阶段性措施：遏制、延迟、研究和缓解。他坦陈：无法遏制病毒传播，只能尽可能延缓病毒的传播过程，以减轻NHS的压力，为医疗系统、科学研究和各项应对措施的准备赢得时间，疫情最危险的时刻将在几周后。他没有设定过高的目标，强调要尊重科学。

在政府和科学专家发布疫情的相关信息和风险后，约翰逊给全体国民提出了建议，包括出现症状的人居家隔离7日，70岁以上老年人不要坐游轮，学校不要组织出国游学等。对于是否取消大型公众活动如体育赛事，学校是否关闭等，他说根据专家建议此类措施弊大于利，但是还在审慎评估中，不排除后期随着疫情的蔓延采取此类措施的可能性，也未否认其有效性，只是时机的把握要与疫情的峰值相结合。最后他建议要勤洗手，民众相互支持和帮助，但也不必过于悲观，要记着唱生日快乐歌。

他在讲话中还坦率地说：“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英国的确诊病例将会急剧上升。事实上，英国真正的感染人数，可能比当前的确诊人数多很多。将会有很多的家庭失去挚爱的亲人”。

引起轩然大波的是所谓“群体免疫”说，被很多人误读为英国政府将放任不管。但这其实是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朗斯对病毒传播规律的一个解释性说法。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为消除公众疑虑，接受了采访并在《电讯报》撰文专门解释：“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该计划基于世界级科学家的专业知识。群体免疫只是一个科学理论，既非目标，也非战略，我们的战略是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通过遏制、拖延、研究和缓解来保护NHS，并拉平曲线。”

我们发现，英国政府的透明度很高，政府官员面对公众诚恳而谦卑，对话坦诚而务实，及时全面公布信息，如实讲出事实——哪怕这种事实听起来很残忍。现阶段具体怎么做，政府只能给出建议，最根本的还是交给民众和社区自治组织自行判断和应对。

必须体认到：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疫情防控策略，是它的制度、传统、文化的反映。在英国这样一个有“自由的基因”的国度，基督教新教、王在法下、个人主义、代议制民主的传统根基深厚，注定了它绝对无法采取雷霆万钧的措施。把英国政府的做法贬斥为无所作为，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对政府寄予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期望造成的误解，它的权力本来、也应该是有限的。

因此，我们不妨保持开放心态，理解不同政府间处理危机时的不同做法，从中取长补短。

这篇文章无意评价英国政府的做法以及后续的反应是否妥当，更无意做任何对比。英国的许多做法，例如建立于1948年、逐步覆盖全国所有人口和医疗机构的NHS、以及不断扩大的公立教育体系，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古老的传统。英国医疗体系的不堪重负，学校要不要关闭必须等待政府的指令，可能正是NHS和公立教育体系无所不在的一个后果。鉴于此，只想探讨应该是什么样子。

二

面对重大公共事件和危机的时候，英国政府应该怎么做？首先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及时发布最新消息，不隐瞒，把真实情况和风险告诉大众，不阻碍媒体和大众的信息传播，让民众对此有清晰的了解和判断，并据以决定自己的行动。其次可以做的是负责任地为大众行为提供科学建议。例如少出门少聚会、勤洗手、发觉不适居家隔离等等。第三是保护财产权，对故意传播者进行管控。因为这伤害他人的利益，政府要做的就是通过对他的管控保护其他人的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

发布旅行警示，对来自疫区的入境者进行严密监测，甚至禁止其入境，都是现行条件下可行并被理解的政策举措。

只要英国政府公开透明，就有公信力。这时候人们自然会按照政府发布的信息和提供的建议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关心自己的人是自己，人们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于是自然会减少外出和聚集，这就已经使疫情传播的几率大幅降低，问题解决了一大半。这对于英国政府的延迟战略——尽可能延缓峰值的到来大有裨益。

那么，人群聚集场所怎么办？例如英超联赛和学校。这应该交给财产权原则是最有效的。每个英超俱乐部都是独立法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形象的考量，当人们基于安全考虑不再外出时，上座率急剧下降，俱乐部不得不考虑成本问题。如果俱乐部打算继续比赛，会采取严格的检测措施，发现疑似病例不得入内，这是它在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它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不能解除其他球迷的疑虑，他们就不会进去看比赛。如果放任感染者进入球场，增加人传人的概率，那是自毁形象，并将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此同时，每个俱乐部都会有应对措施，他们之间会相互沟通，当有几家俱乐部基于审慎的考虑和为球迷的安全负责打算停止比赛，联赛自然会停赛。学校的道理也是如此。

可以预料，如果后期疫情蔓延，可能会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英国政府并未排除这种可能性，也并不否认其有效性，但是这是到疫情的峰值时万不得已的最后措施。目前他们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延缓峰值的到来，并使峰值的曲线更加平缓。但不论怎样说，一个人、一家企业自发地管控自己与被政府勒令这样做，哪个更好，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疾病的诊疗应当听从的是医学专家的意见，医疗机构自然会有自己的应对方案。他们会根据病毒的特征、传播规律和临床经验制定出可行的预案，用科学和专业的方案应对疫情，同时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在遏制、延缓战略的使用下，继续寻找感染源、人们减少外出、通过网络手段听取专业的防控和诊疗意见、医疗机构首先把资源用在最紧迫的人身上，这样多管齐下，就会大大减轻NHS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医疗器械、防护用品的生产、医护人员的训练、科学研究等就会逐步到位，为后期应对峰值赢得时间。这就是英国延缓战略所追求的目标。

至于大众的检测和疫苗的研发，更应该交给市场。可以想见，病毒肆虐，人群恐慌，对检测的需求大大提高，这正是企业的商机。大量的个人需要检测，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可以预见的利润会激励众多企业加入到研发简便易行的检测手段的竞争中，最准确、最快捷、最便宜的检测手段会在竞争中胜出，满足大量检测需求，何必担心没有人去做呢？疫苗的研发是同样的道理，疫情对大众是一种危害，但对疫苗研制的机构却是巨大的商机。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它会创造出你意想不到的优质商品，这已经被历史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话说回来，检测手段和疫苗的研发，英国政府的官员也做不了这个事儿啊！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无所谓怎么办？哪里都有这样的人啊。一方面如前所述，财产权明确的地方会严格地管控，不允许他进入，这已经使他的活动范围大大受限，也降低了传播的几率。另一方面，在大众都明了病毒的危害性以后，自然会引起警觉，他们会加强防护，减少出门，这也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再说，每个人对安全的认知和主观评价并不相同，就像你认为开车80千米/小时最安全，飙车党却并不这样认为一样。一个人自己都不关心自己的生命，别人和政府又何必去关心呢，这不是违背他的意愿吗？如果他恶意地传播病毒，当然就是政府应该出面的时候了。

总之就是要厘清政府和社会的边界，尽可能地将防控交给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

三

英国政府若采取霹雳手段，可能会为其赢得把公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美誉。但是什么才是最科学的方法，什么时候是恰当的时机，却是最值得研究的。而且霹雳手段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保障大部分人的利益，是以牺牲小部分人利益甚至生命为代价。如果你赞同这种做法，那么有朝一日有一个目标需要你做出牺牲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有怨言。这才是逻辑一致。

那些鼓吹“社会利益”至上的人，可能只有在自己利益受损时才能切身体会到个人权利保护的至关重要。1884年发生的“托马斯·达德利海上食人案”，几位船员被困于大西洋，在绝望中，他们杀死了奄奄一息的水手帕克，依靠食用帕克的尸体，终于等到了救援的到来。如果支持“社会利益”至上，那么杀死帕克就符合他们的逻辑。但是这却不是一个文明社会对待人应有的方式。谁愿意去做那个可怜的帕克呢？没有抽象的社会利益，有的只是每一个人实实在在的利益。

哈耶克说：“哪里存在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目标，哪里就没有正义和公理的容身之地。”因为那意味着每个人都得为这个目标让路和做出牺牲。服从统一的号令，预设的一个前提就是权力万能，而且不会犯错。但理论与历史都已经证明，这是最高成本的方法。运用分散知识，结合自身处境进行分散决策并分散行动，永远都是最符合人性、最尊重人的自由心智、成本最低、避免铸成大错的方法。这一规律，不论是在平常、还是在紧急状态下都是适用的。毕竟，谁又能说英国政府就比每个人更了解自己的处境？谁又敢断定英国政府就不会犯错？

社会需要追求的很多良好目标，往往并不是天然和谐的，而是可能相互冲突的。这次新冠疫情就涉及到生命、自由、经济发展与个人福利的取舍。那么就应该问一下：是否为了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就可以剥夺他的自由？如果单纯从人的生命的角度去考虑，那么将每家每户都封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这时候就要在多种有价值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目标。必须强调的是：这是可能的！

美国在911以后，联邦政府权力急剧扩张，对公民的监控细密而又全面。一位联邦参议员说：“恐怖分子无法毁灭我们，我们自己却可以”。这就是对安全这种单一价值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忧虑，就是一种价值的权衡。

一个自由的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人人自我负责，不是凡事依靠政府，也不是凡事等待政府的指令而行动。它财产分立、知识分散、价值多元，政府的任务是保护财产权，除此之外，应该交给人们自行决定。

要相信每个人的力量，要相信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