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邵一鸣。受访者供图

　　【财新网】（记者 杨睿）“技术部门的权威性，不在于要赋予它多少政治权力，而是要将技术做到世界领先。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中间不要掺夹违反客观规律的行政干预。”病毒学家、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近日在北京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说，“全社会中，从百姓到领导，都要树立尊重科学的文化，并以此规范各自的行为，否则是会吃大亏的。”

　　在谈到本次新冠疫情中，中疾控（CDC）直报系统为何没有发挥作用以致贻误战机时，他指出，这可能与疾控系统对付禽流感的思维惯性造成的判断失误有关，把新冠当成了一种类似禽流感、不会“人传人”的疾病来控制，把重点放在了封海鲜市场，这是一个重大失误。但更大的错误在于，没有第一时间依法在直报系统中上报疫情，而只是报给了卫生行政部门。

　　而关于钟南山院士等提出的，应该赋予疾控系统一定的行政权力，邵一鸣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改革出路，“如果疾控人员公务员化，都变成官员了，只会比现在更差。”他认为，技术部门的权威性，不在于要赋予它行政权力，而是要按照法律把技术工作做到位，从法律上把行政干预的口子堵死。

　　作为一名“老疾控人”，他观察到近年来中国疾控系统内部大批人才流失，缺乏相关学科带头人，基层县级疾控系统员工仅1/3有本科及以上学历。针对此次疫情中疾控部门的表现以及折射出的漏洞，他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邵一鸣今年63岁，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中疾控工作了一辈子”。1988年，邵一鸣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前身——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下属的病毒学研究所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任助理研究员。1980年代末，他前往瑞士，在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担任全球艾滋病规划的生物医学研究部顾问。1990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病毒所、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任职。2002年，中国疾控中心正式组建后，他便一直担任中疾控的艾滋病首席专家，兼任国家卫健委传染病标准委员会和传染病预防控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微生物学会副主委、病毒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病毒命名委员会成员等职。

　　此次新冠疫情一暴发，邵一鸣领导的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与免疫研究室就派出了三分之一的精锐力量，五名研究人员一直在湖北武汉、孝感、黄冈等地从事检测工作。

　　作为病毒学家的邵一鸣还谈到，新冠病毒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可能会流感化；目前病毒还没有变异到毒力加强或减弱的程度；基因序列不会撒谎，从病毒的基因树看“树根”部分是中国科研机构上传的序列；新冠病毒里找不到任何人工操作的痕迹。

　　“病毒是纳米级的，除极个别例外在光学显微镜下根本看不见。但它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生物，总数达十的31次方。把世界上的病毒首尾相连，它的长度能达到100亿光年。可以说我们就生活在病毒的海洋中”。邵一鸣说，不要去打破自然界已经形成的共生状态，否则就会出现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局面。

“聪明”的病毒与“蠢”病毒

　　财新：21世纪初我们经历了非典（SARS），之后是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十几年后又经历了新冠肺炎，这些疫情很可能都是蝙蝠身上携带的冠状病毒跨种感染了人。这是怎样的传播链条？

　　邵一鸣：自然界中病毒的跨物种传播，要跨越种属屏障。从贮存宿主，到中间宿主，再到人，每一次跨越都会有很高的门槛。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不会经常发生。种属屏障是为了使物种的遗传信息保持稳定，否则基因在物种间来回串，就会打破其在自然界已形成的平衡。

　　自然宿主是病毒在自然界的储藏库，我们也叫贮存宿主。它身上携带的病毒通常不能直接感染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教授团队这次很快找到了新冠病毒的自然宿主——云南的菊头蝠，基因序列相似性达到96%。新冠病毒大约有3万个碱基对，这意味着与蝙蝠冠状病毒相比大约有1200个碱基发生了改变。病毒每年的变异率约0.1%，3万个碱基一年差不多能变30个，也就是说，大约需要花40年，蝙蝠冠状病毒才能变成新冠病毒。

　　动物身上稳定携带的病毒，只需发生十几个碱基的突变就与人的病毒一样时，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跨越种属屏障感染人，这种动物我们称其为中间宿主。上次非典（SARS）流行时科学家找到了果子狸身上的冠状病毒，与人的SARS病毒基因序列99.9%都是一样的，病毒只有进化到这一步时，跨越这一小步才是个大概率事件。

　　有科学家提出，穿山甲或许是这次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但目前穿山甲体内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的同源性最高只有92%，离新冠更远，所以它不应该是中间宿主。

　　财新：但现在华南海鲜市场已经被封、消毒了，是否会影响到我们寻找中间宿主？

　　邵一鸣：尽管寻找中间宿主对控制病毒的再次来袭十分重要，但对控制当前的疾病流行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市场中有100种野生动物，病毒的中间宿主肯定在它们中间，那么为应急把这100种动物都处理了，也就全部切断了病毒由动物向人的继续输出。相反，不切断这100种，非要找出哪个是中间宿主再切断，那就是精准打击，但这需要时间。对于应急处理来说，两种方法不过是撒网的大小之别。

　　防治和科研是两件事，在理想状态下，应该由防治人员和研究人员平行推进。防治人员应急处理把海鲜市场马上关了消毒也是对的，如果有另外一组研究人员在每个摊子都保留点动物样本那就更好。我想，还有弥补的机会。进入市场的货源大致会有些登记，哪些铺位、分别卖什么动物，从哪里进的货，这在市场管理部门有登记。并不是说机会一下子就丢掉了，没有找到中间宿主的可能了。只不过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撒更大的网才能查清楚。科技部组织的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应该正在进行这些调查工作，相信一定会找到新冠的中间宿主。

　　除了从原来市场去进行溯源调查外，为加快进度还可用新冠病毒做目标动物的实验，观察病毒可感染哪种动物，而且能形成健康的稳定携带状态。因为只有动物体内适应了这种病毒，不会发病才能作为中间宿主传给人。即使能感染病毒但很快发病，也不可能长期稳定携带病毒。病恹恹的动物，也因卖不了钱而进不了市场，也就很难传给人。我们有很多实验方法可以检测病毒在动物体内能否繁殖和排毒。

　　财新：寻找“零号病人”又有什么意义？

　　邵一鸣：从流行病学调查的角度或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很多科学家愿意花时间来寻找零号病人。但对于应急反应事件，它并没有那么重要。零号病人的具体意义一是能够确定最初感染时间，进而估算出传播的范围和流行的规模；二是寻找中间宿主。零号病人接触过的动物，就是寻找中间宿主的目标。

　　寻找零号病人是疾病溯源研究中的理想状态，在急性传染病容易些，在慢性传染病很难，因为疾病潜伏期（从最初感染到发病的时间）在前者很短，后者很长。急性传染病埃博拉疫情中确实找到了零号病人，但也没找到中间宿主。因为那个零号病人是给修铁路工送饭的人，他每日途经长达20多公里的森林，接触到的动物太多了。假如这个人是在城市环境中居住，那么他接触到的可能只有其驯养的一两种动物，那就比较好办。所以能否从零号病人找到中间宿主，也跟他接触到的野生动物范围有关。

　　此外，也有找错零号病人的情况。再举个慢性传染病的例子，美国艾滋病的零号病人，这里说的不是跨种属传播的零号病人，而是谁先把这种病毒带到美国的零号病人。因为我建议组建世卫组织HIV分离鉴定网，通过十多年研究搞清楚艾滋病由黑猩猩到人的跨种属传播发生在约100年前。当时的溯源研究确定这是一名加拿大航空的乘务员，他飞了北美的很多城市，造成了很多人的传播。但科学家后来发现，他的病毒基因序列根本就不在进化树的根（root）上。只不过从流行病学发病时间上来看，他是最早的病人。艾滋病的潜伏期平均为8-10年，而他在1981年那个夏天发病时，那里已经有成千上万人被感染了，其实是传了好多轮才传染给他的。

　　财新：近20年来，从SARS到MERS到新冠，致命性冠状病毒已经三次侵袭人类。会不会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种新的可感染人的冠状病毒出现？有没有规律可循？

　　邵一鸣：任何一个物种的变异都有速率。知道了它的速率，要“走”多远才能跨越种属最终感染给人，这是可以计算的。例如，能够引起人患病的是α属的两种（229E、NL63）和β属的两种（OC43、HKU）一共4种冠状病毒，它们只引起轻微的呼吸道疾病。人类普通感冒约40%是由这四种人冠状病毒引起的。这些病毒从动物“跨越”到可以在人群中稳定传播、年年光顾的温和病毒，用了100-200年左右的时间。这些都是“聪明的”病毒，对寄主没有太大的伤害，医生和病毒学家都不在意它，人类更不会刻意去花大力气去消灭它们。你去医院看感冒如果血象高，大夫可能给你开抗菌素治疗细菌感染，如果不高就可能是这类病毒的感染，大夫只会让你多喝水多休息。

　　像SARS、MERS还有这次的新冠病毒，都是属于比较“蠢”的病毒。因为它们对宿主的伤害太大了，无论是它把宿主干掉、或是宿主玩命把它干掉，病毒都难以长期生存不断传播。就像上一次的非典，人们花大功夫把病毒一次性干掉了。这就要回到物种进化的基本理论，科学研究估计地球上有过上万亿个物种，但99%因不适应环境已经灭绝了，留存下来的不足1%。病毒更是如此，因为它不是独立的生物，必须依靠寄主细胞的代谢系统才能繁殖自身。只有找到一个适合它生存的环境，与寄主和平相处才能存留下来。

　　再比如埃博拉为何传不远？因为它潜伏期就几天、重症率达80%、病死率达50%及以上，在交通落后的年代感染者都走不出100公里，不具备大范围长期传播的条件。所以，埃博拉自上世纪70年代发现后，基本局限在中非。直到2014年，埃博拉才传到西非造成两万多人的流行，以及由前往救治的医护人员带回各国的散发病例。这类病毒尽管来势汹汹，但由于不能与人形成和平共处的寄生关系，寿命总是很短。每次都需要花大力气跨越种属屏障，隔几年才会从野生动物跳过来感染人。

　　财新：病毒在跨种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邵一鸣：病毒在跨种属传播后，绝对不会是那种与原宿主的和平共处状态，一定会发生变化。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毒力变得比过去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在原宿主禽类是很温和的，传到人才变成高致病性。艾滋病的祖先病毒SIV在猩猩体内也是很温和的，猩猩很健康不会发病，但传播到人就会得艾滋病。

　　跨种属传播后病毒毒力减弱的也有很多，比如把引起牛天花的牛痘病毒接种给人后，病毒毒力显著降低，结果就变成了人预防天花的疫苗。这是由英国医生琴纳观察到挤奶工不得天花而发现的，因为她们不断被牛痘病毒感染。世卫组织在上世纪花了20多年的时间，推动全人类接种由牛痘病毒制成的天花疫苗，在1980年从地球上消灭了第一个人类疾病天花。

新冠病毒会流感化吗

　　财新：你觉得新冠病毒会像季节性流感那样卷土重来吗？为什么？

　　邵一鸣：新冠病毒自身的特点以及传染病防控的三个原则，决定了它可能会流感化。首先，新冠病毒比SARS、MERS要“聪明”，病死率相对低、轻症病人多、潜伏期变长。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传染能力强。有研究发现，这种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酶切位点，剪切后的病毒蛋白能够更强地结合细胞受体，从而更高效地进入人体细胞。这是它与SARS、MERS病毒在结构上最大的不同。这些特点使得新冠病毒具备了流感化的潜力，难以被一次性扑灭，可能会季节性流行。

　　此外，我们通常说传染病防控有三个原则——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分别是从源头、中间传递及目标人群三方面入手和布控的。如果一种病毒传染能力太强，那么前两种防控原则的效果不会太好，那就要靠注射疫苗，有效保护易感人群。SARS和MERS的传染能力没有那么强，但病死率较高，那么就要着重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非典之所以在2003年春夏突然消失了，就是因为前两个原则做充分了。而现在新冠病毒已基本接近流感化了。

　　一般而言毒力与传播性为负相关，毒力越强传播性越弱，反之亦然。两个极端的例子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和普通感冒冠状病毒，前者感染人体后传播能力变得很弱，不能人传人，但其毒力很强病死率很高。对于这类突发传染病，以控制传染源为主措施加以防控；普通感冒冠状病毒则人传人的能力很强，毒力却很弱。SARS、MERS和新冠病毒都处于上述两端的中间地带。在传染能力方面三种病毒都可以人传人，以衡量传播效率的基本再生数Ro值来看，MERS很弱（0.3-0.8），SARS较强（2-4），新冠病毒为最强（2-5）。在致病力方面则相反，以病死率来衡量以MERS为最强，SARS次强，新冠病毒为最弱。

　　根据疾病性质不同，采取的防治策略也要相应改变。现在可以判断，仅靠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的措施控制新冠病毒已不足够，要想在全球和更长阶段实现这一目标则非常困难。我认为可以考虑A、B两个策略选项：A策略是在强力推行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两个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疾病流行压力，为以疫苗保护易感人群的措施实施争取时间。之后，大力推进疫苗的广泛使用；B策略则是平行推进新冠病毒治疗药物的研发。一旦药物实现重大突破，则将防控重点后移到阻断轻症转重症和降低病死率的第二防线。即是将新冠病毒防治策略完全流感化。

　　如果可用特效药物把新冠病毒的病死率降低到流感病毒的水平，就可以实施B策略，以大幅度降低防治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国家在尚无特效药物的条件下，已在实行新冠病毒防治流感化的B策略。这与我国以人民生命健康为重的价值理念是不一致的。

　　财新：SARS病毒突然消失，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失去了研发疫苗的动力？这次新冠疫苗的研发如何？

　　邵一鸣：是的。研制疫苗，在科技上至少得有一个测试机会，以证明疫苗在流行过程时能保护人免受病毒感染。假如这种疾病不再来了，那疫苗只能做一半，是没法得出最终结果的。因为我们只能在健康人开展I、II期临床试验，得出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的数据。包括抗体的滴度或T细胞反应水平。但疫苗在真实病毒感染的场景中是否能提供足够的保护，只有在疾病流行时注射疫苗，然后观察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感染率的差别，才能获得真实的保护性数据。非典时期，疫苗做得最远的已经完成了一期临床安全性评价，但之后就没法再往下测试了。

　　由于中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现已大幅下降，如果疫情没有大的反复，在国内评价新冠病毒疫苗效果已无可能。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最后的保护性验证，可能会像埃博拉疫苗一样需要在国外高流行地区进行。

“基因序列不会说谎”

　　财新：刚才我们说到跨种属传播后病毒的变化。那么当它感染给人之后，还会有变化吗？

　　邵一鸣：传到人身上，病毒还是会变，变强、变弱这两个方向都有。变强的会被很快淘汰掉，又分为自然淘汰和人为扑灭。自然淘汰是它把寄主弄死了，没法再传染给下一个人。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它造成的疾病很严重，人类组织起来把它扑灭。而变弱的温和毒株，感染的人没有症状不发病，感染者甚至不知道自己带有病毒，就不用去管它了，那么就病毒就一直传染下去。例如，我国90%以上的人都有感染引起普通感冒的四个冠状病毒和疱疹病毒科的EB病毒。

　　财新：那从现有的数据来看，我们能否判断新冠病毒的毒力是增强还是减弱了？

　　邵一鸣：最基本的病毒学知识告诉我们，RNA病毒变异速率很快，其数量级约为每年0.1%。原因是病毒RNA聚合酶在工作时没有纠错机制，往往就这么将错就错下去，所以RNA病毒复制的错误率比人和动物的DNA聚合酶要高出上万倍。人的DNA聚合酶可以一边合成，一边修改。通俗点说，就是一组人干活一组人监工，有错立马改过来，效率既高又准确。这是对物种遗传稳定性的主要保证机制。而病毒，尤其是这些经常发生跨种属传播的RNA病毒，由于要适应不同的宿主，具备高度的变异性对病毒的生存是必需的。

　　我们从目前国际基因库公开的几百条新冠病毒序列来看（包括武汉、湖北和各省市，以及世界各大洲各主要流行国家流行的新冠病毒），从最早采样的武汉地区病毒序列到较晚采样的各国序列，所有病毒最多也就发生了十多个碱基的变化。这与新冠病毒的基因组规模（30000个碱基）、 变异速率（每年0.1% ）和从2019年12月份开始流行的时间是一致的。这种尺度的变异还在极早期，远没到达到引起病毒本身毒力加强或减弱的时候。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各地病死率的差异，主要不是病毒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当地医疗资源、应对能力和个体之间的差异造成的。

　　财新：谈到病毒的基因序列，最近有一些通过基因序列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产生了不少争议。这些研究有的是利用基因分析进行病毒溯源，有的则提出病毒变异出两个亚型。对这些研究你怎么看？

　　邵一鸣：流行病溯源通常就两种方法——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序列分析。流行病学调查会去找发病最早的病人，但他（她）也有可能是被别人传染的，只不过你没找到那个人。还有一些被污名化的疾病，患者是不会告诉你真实信息的。但基因序列不会撒谎，基因序列的进化关系是最准确的。如果从基因进化树来看，这个人和传染给他的人拥有相似的结构，肯定是在一根树杈上的。

　　理论上说，我们是可以通过基因进化树找到源头的，引入分子钟也可以标注出流行时间的标尺。但我们需要明白，这种基因进化树长成什么样，不是由方便展示的拓扑图确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样本的采样时间和序列之间的传播关系。如果发现采样更早的样本，那这棵基因进化树的起始根部就会发生变化，就要朝前“走”，再找到一个更早的，就又会朝前走。

　　至于你提到有些学者报告病毒变异出两个亚型的问题，在进化树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两个簇之间的不同只有几个碱基，对一个基因组有3万个碱基的病毒来说，几个碱基的差异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几个碱基的改变没有发生确定病毒蛋白功能的关键位置上，在质量上也是不重要的。总之，要想看到病毒毒力或传播能力的变化，还需要病毒变异的积累，在持续监测中耐心等待。

　　也有学者在研究中从进化树的末端枝杈，归纳出新冠病毒的各种类型，总结哪些国家的病毒类型多，哪些国家的病毒类型少，进而推论类型多的应该是源头。这种做法有至少两个错误：首先，时间进化关系在进化树上与真实树木是一样的，是由根长成枝杈的。用再多的树杈类型也取代不了根，不能本末倒置；其次，国际基因库（全球流感序列数据库GISAID，编者注）中，中国科研单位是最早上传病毒基因序列的，比如中科院、中疾控、上海公卫、各省疾控等，早期都曾采样、发表和上传，这些序列主要分布在基因树的根部和主干上。之后，中国学者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治病救人和研发疫苗防控上了，或者序列大文章发完对小文章不感兴趣了，所以中国现在很少有科研人员上传基因序列了。采样时间和上传时间都晚的，落在进化树枝杈部分的序列，都是来自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序列。这就会造成在以枝杈分类的结果中，国外的类型多于我国的偏差。

　　财新：你刚才说基因序列不会撒谎，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有阴谋论称新冠病毒是人造病毒。那么基因序列能否告诉我们答案？

　　邵一鸣：从现有病毒基因序列来看，找不到到任何人工操作的痕迹。简单来说，假如在人为制造病毒的过程中，一些基因操作工具落在里头了，我们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因为自然界中没有这样的“螺丝刀”、“扳手”。不过要是有意把痕迹清除掉，那也看不出来。但工作量就会一下子增加很多。

　　要是真想造一个病毒出来，也不是不可以造得不留痕迹的。但你首先不知道它能不能活，更不会知道它会不会致病。这得做大量的测试才行。从病人体内分离出来的一种流行病毒，我们可以100%确定它是活的，也是有一定致病特性的。但是天然造出来的一个病毒，即使在适宜动物测试后，能不能使人致病还是不知道，还得在人身上做实验。这几个阶段的体内测试工作会是海量的。当工作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也就变成了一种不可能。

疾控系统亟待改革

　　财新：在这次新冠疫情中，疾控系统的信息阻梗遭遇了诸多质疑。作为资深疾控专家，你对疾控系统的表现有何评价？

　　邵一鸣：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国家加强了疾控建设和应急反应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曾遇到过两到三次禽流感入侵，包括H7N9、H5N1，都很快发现并成功扑灭了。我们甚至采取了一种“内紧外松”的防治原则，内部很严很严，但为避免社会恐慌没有对公众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

　　禽流感会造成严重的肺炎，但它不会人传人。实际上，控制传染源，该杀鸡的杀鸡，该隔离病人就隔离，就能扑灭禽流感的入侵。但这也给当地卫生部门造成一种思维惯性，这次是否也可以像应对禽流感那样在早期就很快扑灭新冠病毒。只要把海鲜市场封了应该就可以了。自已能做到“可防可控”。进而忽视疫情直报，无视或淡化“人传人”的情况，没有做好切断传播途径的工作，结果造成当地百姓，包括很多医生、护士都被感染。我个人认为，这种思维惯性可能造成了一些判断上的失误，使我们丧失了早期就采取围堵策略、告知公众应自我防护的机会。

　　然而，更令人痛惜的是，接受非典防治延误疫情报告教训而建立的全国疫情直报系统，在本次疫情防控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按照规定，三例以上不明原因肺炎就要通过直报系统报上去，整个系统已经设计好了，全国分布了7万多个报告点构成的直报网络，按一下键盘（医生的）责任就尽到了。同时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要两条腿走路。直报系统建立的初心，就是为了避免分级审核带入的行政干预，排除逐级报告延缓宝贵时间。而在投入重金花大力气建立起来的疫情直报系统运转15年后，却不可思议地“一觉回到非典前”的分级审核行政干预，逐级报告浪费时间！为什么这种违背《传染病防治法》的行为会发生于政府和执法监督部门？为什么省市高级别专业人员未按《传染病报告管理规范》完成本职工作？为什么国家卫健委及其专家组在第一时间无法收集到重要的疫情信息？ 能否得到这些问题的满意真实和合理的答案，对加强和做好未来工作至关重要。

　　财新：经常有人拿美国疾控中心与中疾控作比较。最近也有声音提出应赋予中疾控更大的权力，再行政化或许是一条出路。对此你怎么看？

　　邵一鸣：首先我们要明白疾控部门的工作性质，它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采用科学的方法各类传染病流行病开展监测，系统分析监测信息进行风险评估，针对各类隐患及时预警，根据疾病流行规律开展各类干预，制定标准、指南和技术手册指导全国工作。然而按照中国疾控系统现有能力和设施，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配备，工作的机制，各级疾控之间的合作协调，要完成好上述任务，是不现实的。本次新冠病毒来袭就证明了这一点。疾控系统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美国疾控中心有2万人，而中疾控只有2000人，我们所覆盖的人口则是美国的4倍。美国只有一个疾控中心，在各州都有派驻人员，负责掌握全国的情况。这些派驻人员会和州、市、县的公共卫生机构一起工作，有实验室、流行病学队伍、监测队伍、干预队伍。以呼吸道疾病常规工作中的流感病毒为例，中疾控有20个人负责，而美国疾控中心有500多人在管，他们要负责研究、预警、干预、公共宣传、应急处理，每一项业务都有几十人。而我们全部加起来才20人。

　　季节性流感、新型流感，或者呼吸道传染病（非典、新冠肺炎），要有相当多专门班子长期坚持深入研究这问题，找出疾病流行风险和规律。要有大量布控去做监测，还要去做采样、实验、分析。从生物学的角度，能否感染细胞。从基因的角度，抗原漂移到什么阶段。对可能的场景要有预案，要储备什么物资以应急。不仅要监测人，还要监测动物，例如野生鸟类的季节性迁移。甚至还要对展开类似研究的实验室所做的研究进行风险评估。这都是属于卫生安全领域的工作，但这绝对不是十几、二十个人就能做好的活儿。

　　至于国家疾控中心，我们国家36个法定传染病，有学科带头人的连一半都不到。从人才结构来看，中疾控最近10年所引进的有头衔的人才，包括海外引进的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国内的万人计划、优青等，总共只有十几个人，只有国内一些顶尖大学的百分之一。而在这十几个人现在留在中疾控的只有三四位，其他人都跳槽了。没有头衔的骨干人才，最近几年也流失了好几百人。我自己从美国引进回国的人才，在中疾控做了几年也走了。

　　谈到疾控系统的改革，通常有两种模式，一是行政化，二是维持现状但加强功能。我的观点是，行政化不是一个好的出路，因为与它的工作性质不符。疾控部门不是做管理，而是要做实打实的疾病预防与控制。由于中疾控管的人口最多、需要应对的风险最高，决定了它在技术上一定要是世界上最好最过硬的。技术部门的权威性，不在于要赋予它多少政治的权力，而是要把技术做到极致。如果疾控系统行政化，或者说疾控人员公务员化，技术业务人员都变成官员了，技术能力不升反降，我国疾控只会比现在更差，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越来越远。

　　未来在政治体制内，乃至在全社会也应该要形成一种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氛围，给技术应有的话语权。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整个社会机器才能运转顺畅。技术部门的意见应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参考。但技术部门所做的科学层面的决策应是保持独立的，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干预。对于大众来说，也应该提高科学素质，不信谣、不传谣。尤其是对一些科学问题，还是要靠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财新：你有一些更具体的建议吗？

　　邵一鸣：未来疾控应该加强机制建设，做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所谓横向到边，是指我们不能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例如动物归农业（农村）部管，而疾控部门只管人的疾病。实际上，美国疾控中心对有风险的动物是会常规监测的。人畜共患病频发提醒我们，要加强两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建立起一种常规的监测体系。

　　至于纵向到底，则是指国家疾控不应该只在北京。实际上，美国、俄罗斯的疾控中心在州、市都有它们的派出机构，能够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我有一个设想，在中国疾控体系中，中央的力量要加强，把省级疾控力量与国家疾控整合在一起，作为国家疾控中心派出的队伍。因为省级疾控不像市县疾控有自己的地盘，更接近国家疾控的职能，即负责全局和协调。这样就能够对各地的情况都有掌握。

　　此外由于国土面积太广，不用把所有的中心都放在北京。可以根据某种疾病在某个地区是流行病，就把这类疾病的研究中心放在该地区，这样接近风险人群。例如鼠疫在西北多发，有的疾病则在西南多发。就像中科院的布局，高原生物研究所就设在西北。

　　财新：未来我们如何降低人畜共患病的风险？

　　邵一鸣：在疫情暴发的早期阶段，有大量的社区感染人群没有找出来，且在春节期间人口密集程度造成这种传染病的基本再生数Ro值很高。现阶段我们做的研究发现，通过干预手段，Ro值在中国已经降到1以下，处于消退状态，风险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复工、复产的条件是成熟的。

　　要想将人畜共患病稳定在低风险状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把法治的口子扎严。近期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野生动物最严保护令，在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基础上，以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加重处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可以进一步控制风险。

　　此外，我们的监测系统要进入到严格按《传染病防治法》执行的阶段，不会有人再敢隐瞒不报。我建议把《传染病防治法》做一些修改，把平行报告变成顺序报告，直报优先。至于核实则修改成院内三人专家核实，业务人员按照法律把技术工作做到位，中间不掺任何行政干预，从法律上把这个口子堵死。

　　此外，在防控期间建立的一些制度，包括在大型公共集会、公共场所测量体温、进入餐厅时用免洗消毒液消毒，这些可以保留。我觉得应该抓住新冠病毒防控这个契机，改变近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只为领导贴金的卫生城市评比，而离百姓越来越远的状况，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爱国卫生运动新高潮。

（原标题：专访中疾控邵一鸣：零号病人意义何在 不赞同疾控行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