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解除了日本的全国紧急状态，宣布新冠疫情已得到控制。

在宣布这一举措时，安倍表示，“最近，全国新增感染病例已降至50例以下，曾有近万例住院病例，现已降至2000例以下。”

日本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可能会令一些学者感到意外。这些学者一度严厉批评日本中央政府，称其消极应对疫情。

彭博新闻社报道:“居民的行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从餐馆到发廊，各商家照常营业。没有部署任何高科技应用程序来跟踪人们的行动。这个国家没有疾病控制中心。即便在各国被敦促“检测、检测、再检测”的时候，日本也只检测了0.2%的人口——检测比率最低的发达国家之一。

如果日本令人羡慕的结果，不是由于任何全面的中央政府干预，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呢? 

在这一点上没有广泛的共识，人们列举了许多因素。彭博新闻社报道称，在接受咨询的专家中，没有一位“能够指出一套可以在其他国家复制的一揽子政策方案”。但他们确实赞扬了日本独有的去中心化应对，这带来了巨大的差异：

“基层对感染增加的早期反应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日本中央政府因政策步骤迟缓而饱受批评，但专家们赞扬了日本的接触者追踪人员的作用。在今年1月发现首例传染病例后，接触者追踪人员立即采取了行动。日本的快速反应得益于其固有优势之一—各家公共卫生中心。2018年，各家公共卫生中心雇佣了2.5万名以上拥有传染病追踪经验的公共卫生护士。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护士会追踪更常见的传染病如流感和肺结核。(…)

而美、英等国在试图恢复经济时，才刚刚开始雇佣和培训接触者追踪人员，但日本自发现首批病例以来，一直在跟踪疾病的传播动向。这些本地专家专注于处理所谓的聚集性感染，即来自各单一地点（如俱乐部或医院）的群体感染，以便在病例失控之前将其遏制住。”

“很多人说，日本没有疾病控制中心，”北海道健康科学大学感染控制教授冢本容子说：“但各家公共卫生中心是一种地方性的疾控中心。”

抱怨者所指出的缺点结果却成了优点。日本去中心化的公共卫生中心，似乎比美国单一的疾病控制中心更胜一筹，后者在大流行问题上犯了令人震惊的错误，造成了广泛而致命的后果。

日本人并没有采取统一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全国性的政策，而是采取了多样化的、自下而上的、分散的、地方性的反应，取得了比许多实行了封锁和其他严厉措施的国家更好的结果。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F.A. Hayek）所强调的，对本地情况的了解，或者如他所说，“对民众、本地情况和特殊情况的知识”，对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中央计划注定要失败，因为中央计划者不可能掌握分散的亿兆与其决策有关的本地知识。适合于一地的响应，在另一地可能是灾难性的。此外，集中式系统容易出现单点故障，也就是说，高层的一个错误就会导致整个系统运转不灵。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疾控中心、联邦和各州行政部门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大型机构的政策在应对新冠疫情传播方面显得如此脱离实际和粗枝大叶。

正如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所解释的那样，只有本地行动者才能直接获取本地知识，且只有一个去中心化的本地行动者网络，才能有希望以导致全社会范围有效协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来整合和处理大量知识。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各日本各公共卫生中心和没有关停封锁的企业和个人在因地制宜的互动努力之下，设法使复杂的大流行病“得到控制”的原因。

这可能令那些以为“控制”只能是一种自上而下之现象的人感到困惑。但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越试图集中控制，事情就越容易失控。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日本中央政府都没有在新冠疫情发生后“接管一切”。但日本民众并没有因此而漫无目的、坐失良机。相反，缺乏集中指挥，给本地的行动者留下了发挥主动性的空间。日本民众迎难而上，抓住机遇，取得了英雄般的业绩。

愿他们的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