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刘国恩教授和饶毅教授关于医疗改革的讨论特别受关注，两位学者的出发点都是想让咱们老百姓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只是在具体路径上有不同看法。刘教授觉得可以通过 “解放医生、把基层医院做强、让医生多流动”，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的问题，让大家看病更方便、效率更高；饶教授则提醒，不能随便照搬别人的模式，得先保证医疗质量，把费用控制住，别让成本太高反而加重负担。

其实两位的争论，本质上都是为了 “让人人都能看上优质、不贵的病” 这个核心目标。在关注这场讨论时，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想从 “目标平衡”“核心模式”“未来趋势” 三个角度和大家聊聊，或许能帮咱们更全面地理解医疗改革这件事。

一、“看得起病” 不只是低价：医疗三大目标得一起抓

咱们聊医疗政策，常说要实现 “看得起（价格）”+“看得好（质量）”+“看得上（可及）” 这。为啥这三个得放在一起说？因为单盯着一个目标做，其实不算难，但按下葫芦起了瓢，结果更糟，所以得好好设计制度。而且很多人容易想错，觉得 “看得起病” 就是医疗价格得低，其实不是这样 ——“看得起病” 的关键，是咱们老百姓实际掏多少，不是光看医院收多少。

就拿美国举例，它的医疗价格在全球都算高的，2022 年花在医疗上的钱占 GDP 的 18.3%，比很多发达国家平均水平（9.6%）高出快一倍。但美国有商业保险和政府医保（照顾老人的 Medicare、照顾穷人的 Medicaid），报销比例很高，所以老人、穷人看病时，自己掏的钱其实没那么多。

反过来想，有些地方只靠行政手段压价，反而会出问题。比如之前药品集采，有的企业为了压低成本，偷偷降低药品质量，这就是 “低价低质”；还有的医生因为收费低，不得不一天看更多病人，每个病人只能聊几分钟，最后咱们看病体验也变差了，这就是 “隐性成本转移”。

在我看来，这正好说到了刘饶两位教授讨论的核心。刘教授想通过让医生多流动、鼓励社会办医，用竞争让成本降下来；饶教授则觉得该直接管新药价格，保证质量和成本平衡。但不管走哪条路，最后都得落到 “咱们实际开销” 和 “不能让医院关门” 这两个点上。要是只盯着价格高低，忽略了报销的作用，“看得起病” 就容易走偏。毕竟，就算医疗价格高，只要报销能覆盖大部分，咱们负担也不重；可要是报销跟不上，就算价格低，低收入家庭还是可能不敢去看病。

不过得提醒一句，“高报销” 也不是万能的。美国的高报销，靠的是高保费和政府多花钱，而且 2021 年还有近 10% 的人没医保。这说明报销比例不能随便提，得看咱们国家的经济实力、财政能力，还有医保参保人数够不够多。对咱们中国来说，要实现 “看得起病”，必须在三个方面找平衡：

• 一是控制价格（比如药品集采、DRG/DIP 支付改革，简单说就是“啥病啥价”，避免乱花钱）；　

• 二是提高报销（比如医保目录常更新，把更多好药加进去，大病保险报销额度再提高点）；

• 三是优化成本（比如让医生看病效率更高，少浪费医疗资源），不能只靠某一个办法。

  　　

二、大医院与社区医院的关系：关键在全科医生怎么执业

刘饶两位教授讨论的另一个重点，是 “大医院和社区医院该怎么相处”。有人觉得这和医院是公立还是私立有关，也有人觉得是医疗价格高低决定的，但我琢磨着，这事的本质，其实是 “全科医生该怎么执业”—— 英国和美国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

英国是全民免费的公立医疗体系，NHS（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包了所有人的基本医疗；美国则是私立医院为主，看病特别贵。但有意思的是，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全科医生大多是自己开诊所，或者和别人合伙开诊所。

在英国，超过 75% 的全科医生都在私立诊所工作，他们和 NHS 签合同，负责一片区域的社区医疗，诊所赚的钱怎么分、雇多少人，自己能说了算；美国的全科医生也差不多，要么自己开诊所，要么几个人合伙，主要帮居民看常见病、管慢性病，还负责帮需要的人转诊去大医院。

为啥两种差别这么大的医疗体系，在全科医生执业模式上想法一致？核心原因是，。要是全科医生能自己开诊所，或者合伙执业，就能有更多自主权 —— 比如一天看多少病人、提供哪些服务、哪些病人该转去大医院，自己能根据实际情况定，不用受公立体系里行政规定的束缚。

比如有些公立社区医院的医生，因为要完成考核指标，可能会把难一点的病人推走，或者随便就把病人转到大医院；但自己开诊所的全科医生，更愿意和病人建立长期信任，会根据病人的病情好好判断，真正起到 “健康守门人” 的作用 —— 平时有个头疼脑热在社区就能看，不用都挤去大医院。

这其实也能支持刘教授 “解放医生、让医生多流动” 的想法。让全科医生自己执业，本质上是让他们从 “医院的员工” 变成 “独立的健康管理者”，这样医生更有干劲，服务也会更专业。但有个前提，全科医生自己执业要能成，得有两个配套条件。

第一个是 “刚性转诊制度”。英国 NHS 有规定，除了急诊，普通病人必须经全科医生转诊，才能去大医院看专科；美国的商业保险也一样，要是没经过全科医生同意就去大医院，报销比例会低很多。这样一来，全科医生就有了 “转诊话语权”，病人不会随便就往大医院跑，大医院的压力也能小不少。咱们国家之前推分级诊疗，为啥效果不明显？就是因为没有这种硬性约束，就算社区医院建得再好，大家还是习惯直接去大医院。

第二个是 “给全科医生兜底，帮他们提升能力”。英国的全科医生，NHS 会给他们买医疗责任险，万一出了医疗纠纷有保障；而且有统一的电子病历系统，能查到大医院的诊疗数据，看病更准。。要是没有这些，全科医生自己开诊所，不仅要担心医疗风险，要是能力不够，老百姓也不敢找他们看病。所以咱们国家要是想让全科医生自己执业，不能只说 “解放医生”，得先把配套做好：比如定好转诊规则、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多搞点培训提升医生能力。

三、AI 赋能医疗：新技术会改变看病的格局

聊医疗改革，咱们大多会关注现在的制度怎么设计、资源怎么分配，但其实新技术的影响也不能忽视。现在人工智能、家用检测设备发展得特别快，医疗行业正在发生大变化 —— 以前只有专家能看的病、只有有钱人能享受的服务，现在慢慢变得简单又便宜了。这种变化，会彻底改变大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关系，甚至让整个医疗资源的分配不一样。

这种 “让复杂服务变简单、变便宜” 的逻辑，在其他行业早就有了。比如以前只有大机构能用得起大型计算机，现在咱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电脑；以前靠电报通信，又慢又贵，现在用手机发消息、视频通话，又快又便宜。医疗领域也是这样：

现在 AI 辅助诊断系统，比如看肺结节的 CT 片、查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水平已经和基层医生甚至专科医生差不多了，而且成本比请医生低很多；家里用的血糖仪、心电监测手环，还有小型超声仪，让咱们自己就能管理健康，不用动不动就去医院；护士也能靠 AI 系统，给慢性病患者指导用药、监测术后恢复，帮医生分担了不少基础工作。

这种变化，其实能解决咱们看病的不少难题。比如大医院人太多，就是因为专科医生不够，要是 AI 能帮专科医生处理基础诊疗，医生就能把精力放在难治的病上，比如肿瘤会诊、罕见病诊断；要是全科医生能用 AI 辅助诊断，社区医院的水平就上去了，大家更愿意去社区看病；要是咱们自己能监测健康，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病，就不用老跑医院，也能少浪费医疗资源。

不过也得理性看 AI 的作用，不能觉得它能完全代替医生。首先，AI 擅长的是 “重复、有固定标准” 的工作，比如看片子、算血糖指标，但要是遇到复杂情况，比如病人有多种病、还得考虑心理状态和家庭情况，AI 就比不上医生了。其次，家用检测设备可能会让咱们 “自己误诊”，比如看不懂心电数据，以为没事其实有事；AI 诊断也可能有偏差，要是训练 AI 的数据里，某类人的样本少，比如老年人、少数民族，AI 对这类人的诊断就可能不准。

所以 AI 给医疗帮忙，核心不是 “代替医生”，而是 “重新分工”：AI 做基础、重复的活，专科医生攻难题、搞创新，全科医生靠 AI 提升水平，咱们自己用家用设备监测健康。这样既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又能保证质量，正好帮咱们实现 “基层强、费用低、质量好” 的医疗改革目标。

结语：医疗改革需要多琢磨，更需要长期坚持

刘饶两位教授的讨论，让咱们更关注医疗改革这件事；而我从 “目标平衡”“核心模式”“技术趋势” 这三个角度的思考，也希望能帮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医疗改革不是简单的 “选 A 还是选 B”，而是一件复杂但有希望的事。

要实现 “看得起” 病，得靠完善的报销、合理的价格管控、高效的资源配置一起发力，同时还要兼顾“看得好”和“看得上”；大医院和社区医院要相处好，得让全科医生能好好执业，还得有配套制度托底；AI 这些新技术能给医疗改革添动力，但也得做好风险防控。

医疗改革不是一天两天能成的，需要政策制定者、医生护士、技术人员，还有咱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只要多从不同角度想问题，坚持把老百姓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慢慢就能建成符合咱们国家情况、让大家满意的医疗体系，让每个人都能看上优质、不贵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