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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是中国经济过往四十年的一个特点,这一点很多人无法理解。
那么就拿数据来说话吧。
2000年的时候,中国GDP是10万亿。财政收入:13395.23亿元。
从公开数据,算出来,财政收入占比GDP是13%。
2010年的时候,中国GDP是41万亿,财政收入是8.3万亿
财政收入占比GDP是20%
2020年,中国GDP是101万亿,财政收入是18.3万亿
财政收入占比GDP是18.3%
这一数据,可以看到大致趋势,也即,财政收入占比GDP是呈现一个越来越高的局面,但不够精准。
因为财政收入分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土地基金,社保收入及政府赤字(国债),如果加上这些,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了。
2020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93489亿元,新发行地方债45523亿,新增国债7.12万亿,社会保障基金收入75512亿。这三项加起来是28万亿,超过了财政收入。
加上一般公共预算,那么政府支出占GDP比例达到了42%。这个水平,和欧洲美国是接近的。
当然2020年这一年,有特殊之处,就是疫情年,产出减低,支出增加,但是总体上,依然反应了这一趋势。
而我们再回到2000年,看一下这一年的所有数据。
政府基金收入仅595亿,地方政府几乎没有债务,还有节余,中央债务增加了4108亿,社保基金收入为2644亿,总额7347亿。
加下一般公共预算,那么占GDP总支出比例为20%。
是2020年的一半。
但实际上,还要低,因为GDP统计这个数值,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越早期,GDP统计越被低估,因为有大量的经济活动根本无法统计,比如大量的现金交易。
在2000年的时候,民间大量的交易就是现金交易,GDP统计基本上是被明显低估的,政府的总收入占比GDP最多也就是15%,以我个人的经验,甚至还要低。
美国的GDP则有高估,比如美国家庭妇女哪怕不拿工资,也要给他测算一个收入纳入GDP,自住房也要测一个房租计入GDP。
而在中国,农村自建房从未纳入GDP统计当中。
这个数据,在全球比起来,都是一个低税低管制,税收占比接近于新加坡的比例,现在新加坡占比在18%左右。
欧洲平均值是41%。
还有就是法律的增加,法律中,绝大部分属于管制。这个没有统计数据,如果学习美国计算一下法条的数量,我估计 今天中国的法律法条数量比起2000年来,可能会增加好几倍,并且还在进行高速增长。
这些都标志着自由放任程度在降低。
很多人担心的是,甚至对我上一篇文章中说明的市场混乱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混乱的市场中,伦理荡然无存。
但这就是市场的特点。
人只是一种根据利益而行动的动物,试图把人变成自发的完美的、完全符合伦理规范的文明人,是不现实的。
我记得我当年在各国各地的火车站出差时,遇到的骗子数量之多,让人不敢想象,当年的某省会火车站,每一个摊贩,都是骗子,因为一共就几十家,我每家都买过东西,每一次他们都要用找零钱的手段骗钱。
以至于,我得出声提醒,意思是我懂,你就别玩我了。
我在广州时,当街抢包,那是隔三差五就看得到的。
今天,这些事情都消失了,是因为法律健全了吗?是摄像头增加了吗?不是。
而是经济越繁荣,大多数人越能意识到,合作比抢劫、偷盗、欺骗赚得多,赚得远,因此,在市场的前期,必然是各种乱象。
一个不断繁荣的社会,持有长期打算的人就越多。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不是说人心有变化,而是在说,越富的人考虑的会更长远了。
你把黑车变成网约车,这个职业就长期稳定了,哪怕没有平台多少约束,他们也会减少欺诈,因为一份稳定长期的职业,大多数人会珍惜。
但是如果你不让他开合法的出租车,让他干一个随时被抓的黑车业务,他欺骗就是一种难免的事。
商业伦理的变化,是来源于市场的繁荣,为了更多的利益,商人们眼光变长远,时间偏好变低。
我们天天强调产权原则,并不是在说,产权原则是一个由行政去强行推动的法治原则,而是说,产权原则一定会被人们认知到,成为普遍的规则和法律,因为这有利于繁荣。
旅游景区还是有大量宰客的现象,因为旅游时间受到国家管制,并且是单次博弈,因此他们的收入就是不稳定的,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就会放弃商业伦理。
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放开假日管制,不要让人员扎堆旅游,那么,消费者会就更加重视旅游质量,也会有商誉系统倒逼景区商家改变商业伦理。
而现在反正只有十一五一有长假,你们只能来我这玩,我怕什么?宰你骗你,你也得来。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严打,用了超出常规的手段,但是严打过去后不到一年,马上刑事案件就恢复了高发状态。
一步一步增长的繁荣,才能改变一切人的行动。
反过来,一步一步增加的贫困,也必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
美国有一些社区,治安混乱,是因为美国存在系统性对穷人的限制,比如最低工资法,就限制了他们找工作的能力,迫使企业必须提高薪水,那更没有劳动技能的人就会失业。
贫困下,人的时间偏好就会升高。
我明天的吃饭钱在哪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在意今天的行动是不是出格了呢?
自由放任下,混乱是一个必然的开始,很多消费者会感觉不适应,因为他们会受损,但,这是市场走向繁荣的代价。
每一个人需要自己去判断商家的优劣,要认知到世界上随时有风险。
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发育出成熟的自我负责的市场精神,一切给你管得好好的,你绝不会买错东西的时代,是供销社。
但是,这时,不仅供给贫乏,而且,他还可以打骂你。
资金盘骗钱的多的是,保健品骗老人的也很多,靠打压是没用的,最终消费者要自已擦亮眼,自己追捧优秀的商家,自己传播好商家的商誉。
时间一长,骗子也会认知到,消费者不好骗,做稳定的生意才能赚长久的钱。
市场上的伦理,也就慢慢地符合你的需求了。因为,只要是一个市场,长远来说,消费者能决定一切。
但是人们不能容忍短期的消费混乱,不断希望有人来管一管,这就麻烦了,好象看起来自己的风险是减少了,但实际上,是将自己决策的权利拱手让给他人了。
这就等于是,你变成了孩子,监管者变成了父母,一切消费由他来代你决策,那这时的商家就不是要迎合你,而是要来迎合监管者。
骗子横行,不是大事,消费者的主权丧失,才是大事。
自由放任的世界,并不可怕,人活在世界上,不要指望没有风险,比这更可怕的是,工厂生产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要申请报告。
如果重新进入过往的贫困,那么,系统性的混乱就是一个必然,那种混乱,比自由放任可怕得多,盗贼横行,人身伤害随时都有。
欧洲所谓的法治健全 ,什么规则都有,但是你要是去南欧的话,小偷横行,一天能偷你八回,这就是管制过多带来的恶果。
靠严刑峻法的管制是改变不了人的行动动机的,只有让繁荣持续增长,人的行动向会向文明靠拢。
长远来说,只有繁荣,才能解决混乱的问题。
市场派们从来不认为市场万能,市场中总是有混乱的,但是干预并不比自由放任更能解决问题,甚至过多的干预引发的问题远比市场混乱要多得多。
因此,自由市场派不是在告诉你自由放任的市场就是天堂,反而是在告诉你,一定会有风险,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模式,会比自由放任的市场更能满足对繁荣的追求。而在繁荣下,一切混乱,都会减少。
人是不完美的,人世间就不可能完美,反而是社会福利派,干预派们,他们才是乌托邦,他们试图用各种手段对付所谓的不完美,他们把这个叫作市场失灵,要用监管一切,防范一切风险,要用福利终结一切可怜人的命运,但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较原文略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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