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三家处方数字疗法公司退市，处方数字疗法(prescription digital therapeutic，PDT)作为一种模式退出了美国市场。这三家公司都是在2021年通过SPAC模式上市的，本身不具备营收和商业模式。虽然美国还有很多PDT公司，但由于缺乏可规模化的收入，自身无法成为一种商业模式。

其实，在美国规模最大的一直是无处方数字疗法，PDT只是数字疗法的支流。无论是最早的Omada Health，还是后来崛起的Hinge health和Sword Health，其营收早就达到数亿美元的规模，与PDT挣扎在几百万美元的营收相比，完全不可以道里计。

无处方的数字疗法的商业模式与其他健康管理公司并无二致，目标都是直接面向雇主销售，从来不会依靠药械的临床研究模式来寻求FDA批准，但会建立一定的临床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优势。对于无处方的数字疗法公司来说，数字疗法只是帮助其获客的工具，因为美国市场有2万款健康管理APP，只有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具优势才可获得企业采购者的青睐。

而PDT是画地为牢式的发展，主要面向一个专业症状提供基于算法的软件服务，需要依赖医生以处方形式开具治疗服务，但并没有健康管理师进行持续干预。虽然临床证据要求更高，但高标准并不意味着高疗效，依靠技术标准化是完全背离了医疗这一需要高度人工干预的行业特性，这也注定其难以走远。

从用户角度来看，PDT更像药品，有着较为严格的临床要求，无法个性化。从这个角度来看，PDT需要有类似药品的功效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但尴尬的是，PDT本身并不是药物，更多的是利用技术能力为用户提供行为干预，这受制于多重因素，正如我们在《数字疗法：三个挑战和一个缺陷》所强调的：“PDT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软件本身，而是医生投入的精力、病人的依从性和医疗制度本身的完善性（比如接入电子病历的问题）这三点，只要一个环节没有跟上，整个产品的疗效就很难体现，也就无法说服用户继续使用，支付方也就很难持续去覆盖这样的产品。”

既然PDT这么糟糕，为何数字疗法到中国后PDT却变成了主流？原因主要有两点：支付和用户。

首先，从支付来看，中国缺乏美国那样的企业自保市场，企业的医疗开支主要集中在强制缴纳的医保，无力也无意再为员工进行大手笔的采购。

除了联邦医保和商保，美国企业自保（ASO）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目前，超过90%的拥有5000名员工以上的企业选择了自保模式，而这一比例在20年前只有62%。此外，中小企业也开始考虑ASO。15%的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选择了ASO模式。ASO自保企业免于受州商业保险法规监管，而且不用付保费税，还能更为有效的控制成本。

由于ASO业务规模体量庞大，很多大型保司都在争抢大企业的ASO业务。比如，Cigna在2021年总会员数量为1708万人，同比上升3%。最大的一块还是来自自保会员，占总会员数量的68%，商业保险（产品销售）会员占比13%，政府补充保险会员占比9%，国际业务会员占比10%。

由于自保，企业自然有充足的经费去采购健康管理服务，只要能确实展现出控费的效果并能提高员工的获得感，企业一般都会采购。无论是Teladoc还是Omada Health，企业是他们最大的收入来源。一度濒临破产的Talkspace也是依靠从个人转向企业后获得营收规模化增长，从而带动了股价上涨。

由于中国市场的企业支付主要集中在体检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并没有为单独的慢病管理采购的可能性，数字疗法企业只能面向医保。而医保只可能报销器械和药品，不会为健康管理提供报销，PDT就成为了数字疗法的主要载体。

其次，由于只可能依靠医保来覆盖费用，数字疗法不再可能面向企业，只可能面向个人，这就导致2B的模式转变成2C。但是，正如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样，依靠个人自费，面向C端的数字疗法不可能获得规模化，失败是必然的。

因此，获得医保报销是2C模式能否推动PDT的发展关键。从主要经济体来看，目前只有德国将PDT完全纳入了医保，个人可以较低的自负价格获得数字疗法的治疗。

不过，德国从2020年9月开始批准第一款DiGA（数字疗法APP）进入医保，但数字疗法历经3年多仍然无法规模化。

截至2024年1月，德国共有53款产品被纳入医保报销。但与《数字供给法案》（Digital Supply Act，DVG)在2019年通过之后对数字疗法市场规模的预期相比，德国市场远逊于预期，2021年全年只开具了4.5万张处方，而在当年，德国开具了4.4亿张药品处方。截至2023年9月，德国在整整3年总计开具了37.4万张数字疗法处方，消耗医保资金1.13亿欧元，平均每张处方的金额是250欧元，平均每款APP的收入为71万欧元/年。即使一家公司同时拥有10款APP，其营收也不过刚超过700万欧元，离真正的规模化相去甚远。

德国面临与美国类似的问题，医生开具意愿低，用户续约率低。根据BARMER卫生系统研究中心发布的调研，只有24%的用户（截至2023年10月31日的66,764例总病例中的15,940例）申请了后续处方。

根据《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在2022年发布的一项研究《Digital health applications and the fast‑track pathway to public health coverage in German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ased on first results》显示，虽然德国的数字疗法产品都是基于随机对照试验，但是有11项临床试验存在高偏倚风险，尤其是在缺失结果数据和结果测量方面的得分较低。特别是在对照组，德国联邦疾病基金协会批评说，通常没有活跃的对照组，而是等待名单。因此，数字疗法与常规治疗相比并不能确定其优势。当然，被批准正式上市的产品的所有临床试验都报告了与医疗结果相关的结果，但只有少数试验评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结构和程序结果。因此，即使获得了足够的报销，医生和用户对质量仍然存疑，这最终限制了数字疗法本身的发展。

从德国来看，即使最终医保能将PDT纳入报销，市场的规模化仍然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考虑到德国医保基金的充足性（企业和个人各缴纳工资的7.5%），中国医保的费率相对要低很多，本质上难以负担数字疗法这样的非刚需性服务。

因此，由于缺乏企业支付而不得不依赖于C端市场，PDT这一数字疗法的支流到中国就变成了主流。但是，在缺乏支付和用户的前提下，无论是成长性还是可规模化，处方数字疗法在中国都不具备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