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戒除管制——张维迎教授谈管制与放松管制之十

赵晓：你说“要象戒毒一样戒除管制”，全盘否定管制，是不是有些绝对？

张维迎：现在全世界都在恢复自由企业制度，自由经济秩序，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为什么要象戒毒一样戒除管制？就是因为政府管制象抽鸦片，会上瘾。管制创造出大量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们会雇经济学家、雇学者来为自己的存在“证明”合理性。这样，管制将内生性的膨胀，越来越厉害。这是客观上的问题。

主观上呢？普通人往往不容易认识到管制的危害，在出现问题时，往往想到的是这个该政府管，那个该政府管。他不明白，当一个市场被政府管得太多的时候，就可能完全丧失免疫力。

政府管制会导致人们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讲信誉就很难。如果大家都不讲信誉，就会有人站出来说，需要政府维持秩序。这也就是说，政府或者说管制者其实是自己在为自己创造需求。他们把猫打死了，结果耗子满街跑。然后，再假装学猫叫，来吓唬耗子。无奈耗子还是越来越多，于是就不断的增加学猫叫的人。这样，管制消灭了维持市场竞争、市场秩序的最重要的力量后，自己的力量却内生性地不断膨胀。

当然，中国的问题有点复杂，原来我们建立了许多消灭市场的部门、替代市场的部门，这些部门在转轨时期摇身一变，现在又以规范市场的管制者的面目出现。但是他手里的权力范围并没有削减。这样的话，规范市场、管制市场本身可能变成对市场的最大的损害，因此，戒除管制就更是重要了。

赵晓：我想将你的比方作点发挥。如果把猫比做市场竞争，它当然会消灭耗子，无奈计划经济把猫消灭了，而人们习惯了狗拿耗子。转轨之后，猫还来不及繁殖，耗子多了起来，但人们误以为狗太少，于是呼吁进一步养狗，可是狗太多，猫就没法活了。

张维迎：这也就是说，管制者消灭了市场秩序中自我维持运转的力量和机制后，会不断为自己创造需求，管制的引入和加强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你管的东西越多，社会上的信誉就越差，坑蒙拐骗就越多，弄得你反过来进一步加强管制，不断地增加人工的超经济的手段。

本来你可以正常吃饭，维持生命，现在有人对你说，你得病了，肯定是没吃好，我把你的嘴堵上，给你打葡萄糖吧。然后就成天给你打吊针，结果发现你的身体越来越弱，他却认为葡萄糖打的还太少，应该加大量，这样一直到你死为止。

赵晓：那么，戒除管制应该从何做起？

张维迎：可以归纳为三句话，一是削减政府权利，二是改变权力使用的方式，三是提高权力使用的透明度。

削减权力其实是把大量的本来就该属于个人的权力应该归还个人。这门是我们家的，现在你把着门，我进自家的门还要给你小费，你说合理不合理？象这样的管制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当务之急，要尽快消除各种各样的审批。审批制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最危险的一点，就是以规范市场的名义继承了计划经济的作法。我一再呼吁，人们一定要有创业的自由、签约的自由，这些权力一定要由政府转移给老百姓。我想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即使对政府而言，限制自己的权力也是有好处的。过去我们认为政府越不受制约，政府得到的好处就越大。政府官员更是经常聪明反被聪明误，误以为权力越大，就越能干事。事实上，政府享有的权力越大，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就越大，人们对政府就越没有信心，投资者没有信心就不来投资，老百姓没有信心就不会多花时间去投资专业技术、教育、人力资本。这样，经济发展就会日益落后。相反，政府对自己约束越多，经济发展可能越好，尤其当一个国家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时更是这样。

这里面的原因，是政府不能把老百姓假设为一个被动的机器，政府一定要考虑到每项政策都是跟老百姓、投资者，商人、消费者进行的一个博弈，这中间存在着“激励相容”的约束。这也就是说，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政策，人家总是有对策。政府可能是先动者（first mover），老百姓是后动者（second mover），但中间一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老百姓其实是非常理性的，政府的政策随机性越大，变化越大，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考虑到这一点，政府的每项政策当然就要预见到老百姓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否则就会得不偿失。

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17、18世纪的英国。在英国17世纪后期“光荣革命”之前，国王享有非常大的权力。当时英国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够化，所以要借债。但国王没有讲信用的声誉，他随意修改债务合同，而债主对他没有惩罚的能力。这样，好多人不敢、不愿给他借债。

博弈论讲，假如我违约，你惩罚我的能力越大，你就越愿意同我做生意。但和英国国王做生意，这一前提不存在，人们惹不起只好躲起来。这样，直到英国在“光荣革命”也就是1689年的时候，王室能借到的总债务也不到200万英镑。

“光荣革命”后，新的政治架构产生，国王的权力受到了议会的限制。当时规定，任何国债合约的条款要进行修改，或者发行新的债务、延长旧的债务，一定要得到国会的批准。这样一来，政府的随意性大大降低，而放款人的信心大增，英国政府的借债能力反而提高了。时隔9年，英国政府的债务达到了1,670万英镑，比光荣革命时翻了三翻多。有了这样的融资能力，英国在英法战争中就打败了法国，之后就发展成为头号工业强国。

让别人到你这个地方来投资也是一样。如果你的权力太大，为所欲为，你大概只能吸引到很少的一点投资，但是你削减权力、自我约束，反而能吸引到更多的资金。

从英国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得到一点启发：行政裁量权一定要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政府直接决策的权力多数有必要转到立法机关。这是因为，立法机关本身不能直接行使这套权力，所以他为自己去谋利的机会相对较少，由它来制定法律就比较有可信性，对社会的损害就会大大减少。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应该逐步将大量的立法权由政府转到人大，让政府主要变成执行机构，而不能给它太多的权力。

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一定要说话算数，政府的信誉至关重要。外来的投资者，本国的国民，他为什么要相信你的政策，跑到你这里来？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信誉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政府搞一锤子买卖，总是追求短期行为，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追求短期行为。如果政府说话不算数，这个社会也就不会有人说话算数。我想这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

可惜的是，我们不少政府机构经常是说话是不算数的。前段，中央电视台报道过陕西兴平市有一个工厂需要500万元的投资。当地政府承诺说，谁能够在10天内打进500万到帐上，谁就可以经营这个项目。后来一个私营老板真的把500万打到了帐上。结果呢，政府又不承认了。这就是政府的机会主义。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象卖企业，政府今天将这个企业卖了，过两天工人一闹，赶快又收回来，一点不考虑当初卖企业的合同。象这样的政府机会主义，言而无信的作法，怎么能不导致个人的短期行为，投资者怎么可能形成稳定的预期！

个人之间交易，我的东西本来可以卖100块钱，结果我犯傻，10块钱就卖出去了，然后就后悔。后悔怎么办呢？打自己两耳光吧！但政府不是这样，后悔了，就打打你两耳光，以保护国有资产的名义撕毁合同。

第二个方面，如果这份权力还必须由政府拥有的话，那就要改变行使权力的方式，尽量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改变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一些权力，好比说土地的审批权，政府一时实在放弃不了的，可以多在这方面想些方法。

权力行使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选美”的方式，让有权力的人来选择合适的人。另外一种是拍卖（auction）的方式。拍卖方式优于“选美”方式的地方在于，它更加“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监督代理人对公共权力的使用从而减少腐败行为。现在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电讯营运权实行的就是拍卖方式。

当然，好多权力运用市场方式也不一定解决问题。比如说，拍卖一个企业与拍卖一个古董不一样。古董谁出的价格高我卖给谁，但企业也许不能简单地因为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这里边还有个环境考虑的问题，还有个我对你的信心问题，还有解决劳动就业的问题。但是，拍卖的方式至少可以大大减少腐败。

北京的出租车有6万辆，一辆汽车牌照办的市场价码在十万块元以上，仅这一项多少钱？六十亿多亿。如果拍卖，比如说你这个出租汽车公司需要多少辆车，可以去参加竟标。拍卖的钱收归财政。财政有了钱，可以减少其他许多扭曲的税收，一举多得，效率还可以提高。我们现在不采取这个办法，结果这些好处都变成个人的了。

第三个方面，如果权力使用的方式也无法改变的话，那么一定要想办法提高政策的透明度。

我举一个例子，香港回归之后，它的交通规则就没跟大陆接轨，我们靠右行，它是靠左行。这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因为信息是规则是透明的，所有的香港人都明白你是靠右行的。由于规则透明，香港的司机到了深圳后，它仍然可以开车，只不过应该按照这里的规则来开就是了。以往，我们喜欢把规则装在兜里，不给人家看。这不行！你这样不透明，让投资者不放心，谁愿意到你这里来投资。

透明度的问题今后会越来越很重要。我们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后，并不是所有的规定都必须和它接轨，有些规定不一定是要跟它接轨的，因为接轨是一个长期变革的过程，但是规则一定要是透明的。

另外，政府还有一项重任，就是要承担起法律保障特别是保护产权的责任，这包括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如果政府在这方面不花力气，如果力气还仍然花在经济建设，特别是增长速度上，就象现在大部分的地方所做的那样，就想歪了。

（未完待续。摘自《政府管制的陷阱——张维迎教授谈管制与放松管制》，原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