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张强医生集团技术和服务出海任务，今年我在纽约、新加坡住了一段时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走出国门，向国际同行介绍“三甲医院”时，翻译就成了难题。

 “Grade A Tertiary Hospital”，外国同行听了满脸疑惑：这是学术等级，还是考试分数？还有人翻成 “Top Tier Hospital”，结果被当成是广告用语。其实在国际上，很少有医生真正理解“三甲”是什么。

谁能告诉我，“三甲医院”的英文到底是什么？

1989 年，我刚刚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就在同一年，中国出台了《医院分级管理办法》。三甲医院从此诞生！

这套制度的设计初衷很清晰：

1.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通过分级，引导患者在不同层级医院就诊，避免“千军万马挤大门”。

2. 明确功能定位—— 三级医院重点负责科研、教学和疑难重症；二级医院面向区域诊疗；一级医院和社区门诊承担基础医疗。

3. 建立转诊体系—— 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模式。

   　　

如果当年设想能够实现，那么中国的医疗体系应该像金字塔：底盘宽广、基层坚实，塔尖高而稳固。

遗憾的是，几十年后的今天，现实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 患者依然蜂拥而至“三甲医院”，基层医院门可罗雀；

• 转诊体系名存实亡，反而出现了“倒金字塔”格局；

• 三甲医院越来越像“巨无霸”，承载了本应由基层完成的感冒发烧、常见小病。

  　　

国际交流中的“孤岛现象”

这是一种独特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它在中国医疗发展早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资源、快速培养核心医院、让患者有了直观的就医参照。但在今天的世界版图上，无论是美国的 JCI 认证、英国的 CQC 评级，还是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还有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医院评鉴，大家讲的都是医疗质量、患者安全和服务体验，而不是“几甲几乙”。

“三甲”是中国特色，它让我们既自豪，又不得不反思：未来如何把这块独有的招牌，转化为真正能被世界理解和认同的语言？

记得当年光明日报对我的采访后，李岚清副总理到我们血管外科中心视察时说过一句话：“服务好、医术好，才是医院的真正级别。” 这句话让我至今难忘。因为它提醒我，医疗服务的价值，不在于那块匾额，而在于患者的感受和医生的医术。

在中国，每一年的“三甲评审”，几乎成了医院里最紧张的时刻。

走进病区，常常能看到医生白天看病，晚上还要对照评审标准整理病历，护士忙着贴标识、改表格，行政人员加班加点准备迎检材料。有人调侃，这就像学生时代的“期末考试”，只是考卷换成了厚厚的评审文件，考官换成了专家组。

这种评审本来是为了提升质量，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演变成“形式主义的狂欢”。临床医生花大量时间在“写病历格式、补记录签名、背标准答案”，真正用于病人身上的精力被严重压缩。甚至有医生无奈地说：“三甲评审来了，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治病，而是治表格、治病历。”

这种困扰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评审一过，一切恢复原样。对临床真正有价值的持续改进，往往被“迎检式冲刺”所取代。于是医生疲惫，患者无感，制度初衷与现实效果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三甲医院医生的困境

一方面，他们要解决最棘手的疑难杂症，承受着患者乃至社会的很高期待；另一方面，他们却每天要面对人满为患的门诊大厅、无休无止的加号、永远排不完的病房查房。

临床之外，还有另一层“无形的工作”：评审文件、质量指标、科研考核、教学任务，几乎把医生推成了“全能战士”。白天是外科高手，晚上是文书专员，周末还得是科研学者。

最尴尬的是，这些付出并不一定换来患者的口碑。病人常常抱怨挂不到号、看病太匆忙，而医生心里明白，不是他们不想花时间，而是身体和制度都不允许。于是，专业的理想与现实的压力之间，形成了一道让人透不过气的裂缝。

制度需要一个更符合时代的升级

今天谈三甲制度，不是站在一旁挑毛病。三十多年来，我亲眼看到它如何帮助中国医疗体系快速成长，也亲身感受到它给医生和管理者带来的压力。每年一到评审季，医生疲于整理病历，管理者焦虑于迎检准备。我们其实都明白，这并不是谁不努力，而是制度本身需要一个更符合时代的升级。

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医生渴望把更多时间还给患者，管理者希望医院真正赢得口碑，患者更期待的是信任和疗效。这三者，其实是同一个方向——把医疗还给医疗本身。

让世界认识中国医疗不只是“三甲”的名字，而是真正的实力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