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是一种个人风险统筹分摊的手段。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难以预料的、不由自身力量所控制的风险事项，为了减少这种事项带来的可以预见的巨大损失，人们就有了保险的需求。

提供保险服务的机构将同质的某类人群划分为一个组别，收取一定数额的保费，当他们中的其中一人发生可保事件时，这些被集中起来的保费就用来为其赔付。

可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再分配的手段。但是这种再分配与国家主导下的收入再分配有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根本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愿的，每个人都有加入的自由，也有退出的自由；加入就承担义务、享受利益，退出就去除义务，也不享受利益。

其二，这种再分配不知道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其分布是随机和不可预测的，再分配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所以，只要说保险，必然是自愿的，加入和退出是自由的。谁会受益是不确定的。

强制“保险”，是自相矛盾的。那其实就是税收。税收必然意味着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非自愿的转移支付。

而且这种转移支付，结果均是，由“好人”向“坏人”的转移。例如开车谨慎小心的人向野蛮驾驶的人的转移，有良好生活习惯的人向不良嗜好的人的转移，疾病风险较低的人向疾病风险较高的人的转移，低风险工作的人向高风险工作的人的转移，以及，辛勤工作的人向懒惰成性的人的转移，能力强的人向能力弱的人的转移。等等。

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从逻辑上驳倒某项政策，那么强制本身就是反对它的充分理由。如果一项事情是正确的、有利的，为什么需要强制呢？即便我们假定，有一部分人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对他有利，那难道所有人都是傻子，都必须让“慈父”教他们怎么做，告诉他们这都是为你好？这世界上最无耻和恐怖的语言就是一个强权对你说：这都是为你好。

比如奥巴马搞的“强制医疗保险”。他是将此作为自己任内的一项重大政绩来宣扬的，可是这就纯粹是一头吃人的怪物，是奥威尔式的骗术。

直接的原因是如果不借助强制力，就没有人参保、或者参保人数太少价格太高；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对保险市场进行管制的结果，加之奥巴马和民主党要靠这种方式补贴那些所谓的“弱势群体”，以赢得选票。

因为在国有化医疗、压力集团体制和对保险业的管制之下，美国人支付不起医疗账单，不参加保险就会破产，而参加保险就必须付出极高的保险费用，让弱势群体难以负担。2024年，美国家庭的平均医保费用为25,572美元，这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开支。要知道，2024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83,730美元，这是中位数，意味着有一半人达不到这个数值，收入最低的10%家庭仅为1.99万美元。所以，奥巴马这个社会主义分子就通过所有人强制医保的方式充实保险池，对低收入阶层进行补贴，实施再分配。

我们先看什么是可保险事项。

米塞斯称之为“类的或然率”，也就是类概率。他解释说，

“我们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关于某些事件的全类活动的一切情形，但是关于个别事件的实际情形，除了知道它们是这类情形的一份子外，一无所知”。

　　

例如某一地区、某一时段的死亡率。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区人口死亡率的动态，但是各个人的生命长短，除了知道它是构成死亡率的一份子的因素之外，一无所知。

比如一个小区某段时期火灾的发生率。我们知道这个小区火灾发生概率的动态数据，但是谁家会失火，一无所知。

他还风趣地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医生给病人动手术，告诉他这种手术一百个人中三十个人会死。这位病人你不能去问医生：这个死亡数是否已经用完了？

　　

地震、水灾、飓风，等等，都是这类情形。都属于可保事项。

所以可保事项的特征是：

1、知道类的概率；

2、不知道会落在谁头上；

3、自己无法控制。

相对地，不可保事项也就清楚了：

1、没有长期的频率、概率分布；

2、自己能控制。

例如自杀，纵火焚烧自己的房子；以及大多数健康和疾病保险；还有企业的亏损，因为企业家完全可以故意去亏损，如果对亏损进行保险，保险公司能赔死，自由企业制度也将消失。

失业也是不可保的。

因为是否失业，是自己能控制的。不受干预的市场上，失业总是自愿的。自由市场总有未被利用的资源，只要你愿意降低工资，就有工作可干。只有在政府设定最低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管制后，才会发生制度性的长期失业。所以失业本质上是一个价格问题、管制问题。

因此，所谓失业“保险”，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是自相矛盾的。它只不过是政府实行劳动力市场干预导致制度性失业后，用一个新的干预进一步扭曲市场的案例。政府能发放多少失业救济金，就能制造多少失业；它能把失业救济金发多长时间，就能让失业持续多长时间。

那保险公司会怎么提供保险服务呢？

当然首先会准确区分可保事件和不可保事件；不可保事项，当然就不接受投保。

其次，它会对不同的风险、按照不同的人群细分不同的组别，将不同的人划入不同的保险池中，以实行“价格歧视”——中性词，就是风险不同，保费不同。

第三，它会进行保险精算，严肃认真地调查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各种数据，确保收取的保费能够覆盖赔付，进而盈利。

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保险公司的数据收集会越来越全面和细致，进而风险组别也会越分越细，以确保同质的人群被分到相同的组别，对不同质的人群收取不同的保费。而且，必然地，各个组别的保费在保险公司的竞争、以及投保人群的增加下，都会趋于下降。

例如一个经常在办公室工作的人，遭受意外事故的概率会低于建筑工地的工人；一个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有良好生活习惯的人，患病的概率要低于那些暴饮暴食、天天躺平和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的人；一个性格温和、安全驾驶的人，出交通事故的概率要低于飙车党；一个携带某种遗传基因的人，得某种特定疾病的概率会高于没有这种家族基因的人，等等。

保险公司会将他们分入不同的“保险池”，甚至在此基础上继续细分至“亚池”，由此收取不同的保费，这样就避免了低风险者向高风险者支付代价这种不公平的再分配情况发生，由此扩大参保人群，提升经营利润。

例如年轻力壮的大学生，得病的概率就很低，保险公司就可以向他收取极低的保费，争取更多的人投保，越多的人投保，保险费又越来越低。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保费越来越低，但越来越多的人参保，保险池子越做越大。保险公司盈利，参保人也可以在支付极低的代价后，保证自己在意外事件发生时得到丰厚的赔付。这就是双赢的交换。

但是在华盛顿政客和一些利益团体、被豢养的知识分子的操弄下，福利国家和保姆式政府不断扩大，出台一系列所谓的平权法案、反歧视法案、DEI运动之后，这种情况就会发生逆转。

例如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要求保险公司必须对酗酒、药物成瘾的治疗提供保险。

佐治亚、伊利诺伊要求对心脏、肝脏移植手术进行保险；明尼苏达要求对佩戴假发提供保险；是佩戴假发，你没有看错！

绝大多数州由于美国的文化大革命、反歧视法案的原因，不准保险公司进行背景调查，询问任何关于艾滋病有关的问题；镰状细胞性贫血症主要影响黑人男性，但是不得调查。一旦这样做了，种族歧视的大帽子就给你扣上。

上述三类例子分别代指的是：

1、把个人可以控制的不可保事项纳入保险；

2、对明显可识别的遗传性、基因性疾病，不准区分风险组别；以及

3、不准保险公司进行背景调查、选择自己的客户，并实行价格歧视。

这些管制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保险公司不得不应对越来越多的不可保事项，由于有了保险的保障，又会激励某些不良行为的发生——就像失业救济金会鼓励失业一样——因此必须提高所有人的保费，否则就会亏损；

第二，健康的年轻人、不酗酒的、从不接触成瘾物品的、不滥交的，等等这些低风险的人，由于不能进入不同的保险组别，强行和高风险人处于同一组别中，意味着这些低风险的人充当了活雷锋，被迫缴纳保费为高风险的人买单。

第三，由于价格升高，加之低风险的人吃亏，所以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人群退出了保险。

第四，参保的人少了，赔付的人却多了，所以只能继续涨价，否则保险公司就要倒闭。

高风险的人都是哪些人呢？酗酒者、吸毒者、黑人、艾滋病患者、滥交、LGBT群体、生活无节制、不良嗜好缠身、从事高风险活动的所谓伪进步人士、左翼放荡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是谁的铁票仓呢？

民主党。

顺便说一句，堕胎的医疗费用，民主党也是要求纳入医保的。我们从自由意志主义和产权理论出发，认为堕胎是女性的自由，但是堕胎能不能纳入医保，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共和党以及新保守主义者反堕胎的理由，除了宗教因素和胚胎是不是生命的争议之外，一条重要理由就是：政府应当在生命面前保持中立，把堕胎手术费用纳入医保，就是政府在鼓励堕胎，在协助杀人。

因此，他们采取的反制手段，除了主张基督教意识形态、把堕胎描述为杀人犯之外，采取的是“文明”的手法——不准报销医疗费用，州议会不拨款；然后对实施堕胎手术的医院实施严格的准入资格限制。

面积69万平方公里、3000万人口的德克萨斯州，有几家堕胎诊所呢？14家！最激进的传统红州密西西比州，12万平方公里，300万人口，有几家呢？匪夷所思的，1家！

这就是我们一直揭示的真理：当联邦和州政府掌控了“公共资源”的时候，规则就由它制定了，它就可以很“文明”地对你实施强制，让你别无选择了。

当今民主党，已经背离了它建党时的自由意志主义纲领和19世纪的激进风采，蜕变成一个社民主义政党，在大政府的道路上一路狂飙，福利政策、平等主义、关爱弱势群体，是他们的宣传口号。越是烂人、懒人，越会主张平等主义，越热爱福利国家。民主党和这些人形成了稳定的执政同盟，你给我税金贿赂，我给你投票。

谁的票不是一票啊！这开启了一场逆淘汰机制，吸引更多的“坏人”向权力靠拢，让“好人”处处受损，开启一场瓜分他人财富的饕餮盛宴。

民主机制的根本含义就在于此，它就是公有化，就是胜利者集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失败者集团之上，将利益从后者转移给前者。安东尼·德·雅赛在他的名著《重申自由主义》中一语中的：

这不是民主制度的副产品，而就是它要追求的目的。试想，如果一部分人不能将自己的意志（通过立法手段）强加到他人之上，那么民主有何用？

　　

但是“坏人”这么多，生产力低下的人这么多，生产力高的人就要逃离，那么蛋糕就越来越小了，坏人想分也分不到多少了，而随着这种情势的发展，保费更要越来越越高，否则就无法覆盖；而“开盲盒”一样的医疗账单（实际上就是医疗诈骗，诈骗纳税人的税金，因为社保制度将消费者从患者变成了国家）让美国普通家庭不堪重负，不买保险又不行，这就进入了死亡循环，民众群情激昂。

贼喊捉贼的把戏又上演了。

先是把保费上涨的原因归结为贪婪的保险公司，实行价格管制。这不是说这些保险公司，以及制药企业、医生工会、医院联盟等压力集团就很无辜，他们就是和权力勾结的裙带集团，而是说，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对保险和医疗市场的全面管制。

价格管制必然造成供给短缺，需求旺盛。大家都去参保了，那凭什么不去住院看病报销呢？所以大病小病都往医院跑了。而美国医疗行业更是管制的重灾区，供给受限，同时制药企业压力集团不断提高价格，延长所谓“专利”，谋求垄断利润，既然有保险公司在后面兜着，医疗费用也会节节攀升。结果就是，看病要等很长时间了，价格更高了。

这时候，奥巴马这个大聪明出来了，“为了美国人病有所医”，我们要“change！change！change！”强制所有人参加医保，那些根本没有重大疾病风险的年轻人，也被强制纳入保险范畴，不准自愿加入和自愿退出。然后使出障眼法，让企业承担大部分医疗保险费用（这些费用其实都是劳动者的“毛工资率”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参保人数就上升了，保费也上升了，池子也扩大了，不是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吗？

对于不断上涨的保费和医疗费用，美国政客们则采取转移支付，给贫困和老年群体补贴，发白卡（免费医疗卡）的方式收买他们的选票和支持，让年轻人和健康人群更加不堪重负。

你要知道奥巴马的尿性，你就会知道，他才不是什么“为了美国人病有所医”，而是从“好人”手里抢一部分钱，来补贴他们的铁粉“烂选民”罢了。他不是美国人民的代言人，而是那些医疗产业链压力集团的代言人。他更不是市场经济的代言人，而是计划经济的铁粉丝。

你要是知道美国的保险和医疗市场充斥着严重的管制和干预，你就会对美国祛魅，知道它其实早已不是什么自由的灯塔，而是一个干预主义和压力集团主导的垄断国家主义政体，它实行的不是市场经济，否则怎么会出现美国人去墨西哥、古巴甚至到中国来治病呢，怎么会出现保险费用和医疗费用节节攀升呢，怎么会出现医疗保障支出如此之大，却让大家看不起病呢？

市场经济，准入自由，企业经营自主，价格不断下降，实际购买力不断攀升，这才是它应有的模样。

我们要看经济本质，而不是看意识形态的宣传。美国医院是私营的，保险公司是私营的，但是当重重管制和干预让其必须听从美国政府命令才能经营，当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税金而不是消费者的自愿金钱投票时，它就是计划经济，实质性国企。反过来，医院是公立的，但是引入了更多的市场化因素，利润主要靠自己赚，那么就私有化程度更高。任何私有化程度的提高，都意味着消费者处境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