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几年，在西方世界，有一个词特别流行，叫“文化反弹”。

一些很有名的社会学家，比如英格尔·哈特，就用这个词来解释为什么右翼民粹主义会兴起。

他们的理论，大概是这样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年轻一代人，越来越接受“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比如多元文化、环境保护、性别平权等等。而那些老一代的、思想比较保守的、在价值观上还停留在“物质主义”时代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怎么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他们对这些新潮的玩意儿，感到非常不适应，甚至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受到了威胁。

于是他们就“反弹”了。他们选择把选票，投给了那些以川普为代表的承诺要“捍卫传统”、“恢复秩序”、对抗“政治正确”的民粹主义强人。

这个解释，听起来非常优雅，也很有说服力。

它把一场汹涌的政治浪潮，描绘成了一场关于“价值观”的、代际之间的文明冲突。

而西方社会今天所面临的、那种愈演愈烈的、本土居民与移民之间的“文化冲突”，其最坚实的经济基础，恰恰就是那个被所有人，特别是左派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的福利国家制度。

福利国家，像一个高效的“矛盾制造机”，系统性地，在本土的穷人和外来的穷人之间，制造了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我们来仔细推演一下，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先想象一个没有搞福利国家制度的、实行自由移民政策的美国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有一个从墨西哥来的、一穷二白的移民，叫胡安，他来到了美国。他能指望什么？他不能指望政府给他发救济金，不能指望政府为他提供免费的住房和医疗。他能指望的，只有他自己的双手。

他必须立刻去找工作，哪怕是最辛苦、最没人愿意干的活，比如去农场摘棉花，或者潜入粪便中去疏通排污管道。他必须比本地人更勤奋，更能吃苦，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他的到来，对这个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本地的消费者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因为胡安这样的廉价劳动力的加入，使得餐馆的服务成本、农产品的采摘成本，都降低了。作为消费者的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更便宜的饭菜和水果。

对于本地的企业家来说，也是好事。他们可以更容易地，招到愿意从事低端劳动的工人，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那么，有没有人会受损呢？

有的。唯一可能受损的，是那些在技能上，与胡安直接构成竞争的、本地的低技能劳动者。

比如，一个本地的、同样只能在餐厅洗盘子的工人，他可能会发现，因为胡安的到来，他要求涨工资的底气，没那么足了。

但是在一个动态的、自由的市场经济里，这种冲击，通常是暂时的、局部的。

那个本地工人，他可能会因为竞争压力，而去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比如当个厨师。

而且，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本都降低了，物价变得更便宜，他作为消费者，实际上也享受到了移民带来的好处。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没有福利国家制度的社会里，本土居民和移民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结构性的利益冲突。

胡安，作为一个新来者，他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纯粹的“贡献者”。他工作，他消费，他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但他不从这个社会的“公共池子”里，拿走任何东西。因为，那个“公共池子”根本就不存在。

本地居民，对他可能会有一些文化上的隔阂，但很难产生经济上的憎恨。他们可能会觉得胡安的英语有口音，吃的东西很奇怪，但他们没法指责胡安“抢走了我们的福利”，因为根本就没有福利可抢。

现在，我们把福利国家这个变量，加进来。整个游戏的性质，就彻底变了。

一个典型的现代福利国家，比如瑞典或者法国，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对所有居民（无论你是不是公民）都开放的“自助餐厅”。

这个餐厅里，摆满了各种各样“免费”的食物——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失业救济、住房补贴……

现在，一个来自索马里的、同样一穷二白的难民，叫穆罕默德，他来到了瑞典。

他一落地，立刻就发现，自己好像掉进了天堂。他不需要像一百年前的移民那样，立刻去拼命找工作。他可以先去政府的难民中心登记，然后，他就可以开始合法地、理直气壮地，享用这个“自助餐厅”里的一切。

他可以住进政府提供的公寓，他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他全家都可以享受世界顶级的公立医疗服务。如果他暂时找不到工作，政府还会给他发放足够他生活的救济金。

他的人生，从一种极度的不安全，瞬间切换到了另一种极度的安全。

这对于穆罕默德个人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幸运。

但对于整个瑞典社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穆罕默德，从他到来的第一天起，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贡献者”，而主要是一个“索取者”。他所消耗的那些昂贵的公共服务——住房、医疗、教育、现金补贴——远远超过了他通过低技能劳动，可能为这个社会缴纳的税款。

他成了一个“税收的净消费者”。

那么，谁来为他消耗的这些福利，买单呢？

是那些正在工作的、勤劳的瑞典“纳税阶级”。

是那个叫英格的、每天辛苦编程的软件工程师；

是那个叫拉斯的、经营着一家小公司的老板……

现在，我们站在英格和拉斯的角度，来看待穆罕默德的到来。

他们会看到什么？

他们看到，自己每年缴纳的高达名义收入百分之五十甚至六十的税款，有一部分，被用来供养一个与他们没有任何血缘、文化或历史联系的、刚刚到来的外国人。

他们会看到，因为大量移民的涌入，他们所能享受到的、那些本已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其质量，正在急剧下降。

医院的等候队伍，变得越来越长；学校的班级，变得越来越拥挤和混乱；社区的治安，也因为文化冲突而变得越来越差。

他们会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公平。

他们会想：“凭什么？凭什么我要用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养活一个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的人？凭什么我自己的孩子，要和那些连瑞典语都不会说的孩子，挤在一个教室里？凭什么我生病了，要排在那些刚刚下船的难民后面，等上三个月才能看到医生？”

这种情绪，和“文化”有关吗？有一点。

他们可能会不喜欢穆罕默德的宗教信仰，不喜欢他们社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清真寺。

但这种文化上的隔阂，被一种更强大的、更具爆炸性的燃料，给彻底点燃了。这个燃料，就是经济上的、赤裸裸的利益冲突。

在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下，每一个新来的、低技能的移民，对于本土的纳税人来说，都不再是一个潜在的、廉价的劳动力，而是一个潜在的、昂贵的“福利负担”。

他不再是一个来和你合作的伙伴，而是一个来和你争抢“自助餐厅”里有限食物的、不请自来的“食客”。

当这种“食客”的数量，少的时候，问题还不大。富裕的瑞典社会，还能勉强消化。

但当这种“食客”的数量，因为人道主义危机或者不负责任的移民政策，而大规模地、在短期内涌入时，那个“自助餐厅”的供给系统，就必然会濒临崩溃。

到那个时候，本土居民，特别是那些自己也过得不怎么宽裕的、中下层的本土居民，他们的愤怒，就会像火山一样，彻底爆发出来。

他们会开始怀念那个“从前”的、同质化的、有秩序的瑞典。

他们会开始憎恨那些“外来者”，认为他们是摧毁自己美好家园的“入侵者”。

他们更会憎恨那些支持开放移民政策的、本国的“精英”——那些住在富人区、不用和移民挤公立学校、还整天大谈“多元文化”的政客和知识分子。

他们会觉得，这些人，是在慷慨他人之慨，是最虚伪的“卖国贼”。

于是他们就会把选票，投给那个敢于说出他们心中“政治不正确”的大实话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那个政党会对他们说：“瑞典，只属于瑞典人！我们要关上大门，我们要把那些占我们便宜的人，都赶出去！”

你看，一场看似是关于“文化认同”和“价值观”的冲突，就这样，成功地，被引爆了。

而那个真正的“纵火犯”——那个制造了这种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的、福利国家的制度本身——却往往能再一次地，置身事外。

左派的知识分子，会把这种排外情绪，简单地归咎于本土民众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然后呼吁要进行更多的“反歧视教育”。

右派的民粹主义者，则会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移民本身，仿佛只要没有了移民，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双方都拒绝承认那个最根本的、但又最不敢公之于众的事实：在一个没有福利国家制度的、自由迁徙的世界里，这种冲突，根本就不会以如此激烈的形式存在。

是福利国家制度，以“爱”和“团结”为名，亲手在本土的穷人和外来的穷人之间，挖掘出一条深不见底的、充满了猜忌和憎恨的鸿沟。

它就像一个极其愚蠢的动物管理员。他先是把一群饥饿的狮子，和一群温顺的羚羊，关进了同一个笼子里。然后，当狮子开始捕食羚羊时，他又站在笼子外面，大声地对狮子进行“道德谴责”，说它们太“残忍”，太“没有同情心”。

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　　

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欧洲，这个曾经是人类文明灯塔的地方，正在被移民问题和文化冲突，撕裂得体无完肤时，我们就应该明白，这不是“多元文化”的失败，更不是人性中“排外”基因的必然爆发。

而是福利国家这个乌托邦实验，在运行了半个世纪之后，所必然迎来的、逻辑上的、悲剧性的结局。

它所承诺的那个“世界大同”的梦想，最终却催生出了一个最原始、最丑陋的、部落主义式的噩梦。

而民粹主义，就是这个噩梦中，最先惊醒的那部分人，所发出的、充满了恐惧和愤怒的尖叫。

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何身处噩梦，他们只是本能地，想把身边那些和自己长得不一样的“鬼怪”，都给消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