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词，叫“企业家精神”，或者说“创业精神”。

　　

这个词听起来好像离我们普通人有点远，感觉是那些商业大佬们才需要关心的事。

　　

但你千万别这么想。

　　

一个社会有没有“创业精神”，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什么是创业精神？

　　

它不仅仅是开个公司那么简单。

　　

它的本质，是一种“发现并利用机会，通过承担风险，来创造新价值”的能力。

　　

·一个街边的小贩，琢磨着怎么把烤串做得更好吃、卖得更快，这是创业精神。

　　

·一个程序员，发现了一个没人解决的用户痛点，熬夜写代码开发一个新App，这是创业精神。

　　

·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力排众议，把赌注押在一个没人看好的新技术上，这也是创业精神。

　　

创业精神，是一个经济体里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那个“细胞”。

　　

它是一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社会活力的最终源泉。

　　

没有它，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

　　

那么，问题来了：

　　

在北欧那种高福利、高税收、追求稳定和平等的社会里，“创业精神”的生存环境，到底怎么样？

　　

神话的讲述者们，会给你看一些光鲜的数据。

　　

比如，北欧的“独角兽”公司（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人均拥有率，其实还挺高的。

　　

像瑞典的Spotify（音乐流媒体）、Klarna（先买后付），芬兰的Supercell（部落冲突游戏开发商），都是全球知名的成功案例。

　　

他们会告诉你：

　　

你看，高福利和创业创新，完全可以共存嘛！

　　

但今天，我们就要戳破这个表象。

　　

我们要论证一个可能让你非常意外的观点：

　　

北欧的创业成功，不是“因为”它的福利制度，而是“尽管”有这套制度，靠着一些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余烬”，才勉强实现的。

　　

而这套制度本身，从根子上，就是在系统性地扼杀创业精神。

　　

这就像一个戴着几十公斤脚镣的短跑选手，他居然还能跑进决赛。

　　

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戴脚镣有助于跑步”，我们应该惊叹的是“这个人没戴脚镣的时候得有多牛逼啊！”

　　

第一，风险与回报的“不可能三角” 我们先从创业最核心的逻辑开始：风险与回报。

　　

为什么要创业？九死一生，压力巨大，没日没夜。

　　

就是为了博一个“高回报”。

　　

如果成功了，我能实现财务自由，获得巨大的成就感。

　　

这个“高回报”的预期，是驱动人去承担“高风险”的唯一燃料。

　　

现在，我们把这套逻辑，放到北欧的环境里。

　　

1. 高额的税收，砍掉了“回报”的大头。

　　

你辛辛苦苦，十年磨一剑，公司终于上市了。

　　

你手里的股份，价值1个亿。

　　

在低税率国家，你卖掉股份，交完资本利得税，可能到手八九千万。

　　

在北欧，对不起，你这1个亿，可能要被拿走五六千万，甚至更多。

　　

你的实际回报，被拦腰砍断。

　　

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爬到山顶，发现最大的那颗桃子，已经被一个叫“国家”的人给摘走了。

　　

那你下一次，还有多大动力去爬另一座更险的山呢？

　　

2. 慷慨的福利，降低了“失败的痛苦”。

　　

创业失败了，怎么办？

　　

在别的国家，你可能要破产，要背债，生活会陷入困境。

　　

这种对失败的恐惧，会逼着你拼尽全力，不给自己留后路。

　　

在北欧，你失败了，可以立刻领到高额的失业金。

　　

你的生活水平，不会有断崖式的下跌。

　　

国家这张“安全网”，会把你稳稳地接住。

　　

这听起来很人道，对吧？

　　

但它也像一针“麻醉剂”，消解了创业者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

　　

当“失败”的后果不再那么可怕时，“成功”的欲望也就不再那么强烈了。

　　

3. 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放大了“经营的风险”。

　　

我们上一章讲过，在北欧，雇一个人难，解雇一个人更难。

　　

这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来说，是致命的。

　　

创业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

　　

我今天需要一个市场经理，明天可能因为业务调整，这个岗位就不需要了。

　　

我需要能快速地、低成本地调整我的人员结构。

　　

但在北欧，你每招一个员工，都像签了一份“终身合同”。

　　

你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甩不掉的包袱。

　　

这就导致，创业者不敢轻易招人，公司的扩张速度会大大减慢。

　　

很多创业公司，长期就维持着三五个创始人的“小作坊”状态，很难长大。

　　

好了，现在你把这三点放在一起看：

　　

回报被砍了一大截。

　　

风险被刚性的制度放大了。

　　

失败的“痛感”又被福利麻痹了。

　　

在一个理性的、有选择的年轻人面前，他会怎么算这笔账？

　　

他是会选择去走那条九死一生、回报又不高的“创业路”呢？

　　

还是会选择去政府部门、或者一个大公司，找一份朝九晚五、稳定安逸、受尽保护的“舒服工作”呢？

　　

答案，不言而喻。

　　

这套制度，就像一个精密的筛选器，它系统性地把那些有野心、有闯劲、敢于冒险的人，都给“劝退”了。

　　

它鼓励的，不是“成为马斯克”，而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公务员”。

　　

第二，“大政府”的挤出效应与资源错配. 除了扼杀个体的创业冲动，“大政府”模式本身，还会对整个社会的资源，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

　　

什么叫“挤出效应”？

　　

就是一个池子里的水，是有限的。

　　

政府这个“抽水机”抽得多了，留给民间和市场的“水”，自然就少了。

　　

这个“水”，指的是两样东西：

　　

人才和资本。

　　

1. 人才的挤出。

　　

在北欧，政府以及与政府相关的“公共部门”（包括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等），是最大、最稳定、也是最体面的雇主。

　　

在瑞典，高峰时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在为政府工作。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国家最聪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大批人，没有去企业界创造财富，而是进入了官僚系统，去“分配财富”和“管理社会”。

　　

我们并不是说公务员不重要。

　　

但当一个社会最优秀的大脑，都以进入一个不创造GDP、只消耗税收的体系为荣时，这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必然会出问题。

　　

这就好比，一个国家最优秀的运动员，都跑去当裁判了。

　　

那赛场上，还剩下谁来比赛呢？

　　

2. 资本的挤出。

　　

政府要维持庞大的福利开支，就必须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大量的“国债”，来借钱。

　　

国债，因为有国家信用背书，被认为是“无风险”的投资。

　　

那么，对于银行和投资机构来说，他们手里的钱，是愿意贷给一个风险极高、前途未卜的创业公司呢？还是愿意去买稳赚不赔的国债呢？

　　

当然是后者。

　　

于是，政府的巨额融资需求，就像一个巨大的“吸金黑洞”，把社会上大量的储蓄和资本，都吸走了。

　　

留给私营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创业公司的“金融活水”，就变得又少又贵。

　　

企业拿不到钱，就无法扩大再生产，无法进行技术研发。

　　

整个经济的“新陈代谢”，就慢下来了。

　　

这就是“大政府”的必然结果：

　　

一个臃肿、低效、不断自我膨胀的公共部门，系统性地“挤占”了那个本该更具活力的、创造财富的私营部门的生存空间。

　　

第三，国家主导的“创新”为何总会失败？ 面对“创业精神衰退”的指责，北欧的政府官员会反驳说： 我们没有扼杀创新啊！我们正在用“国家的力量”，来主导和扶持创新！

　　

他们会成立各种“国家创新基金”、“产业引导基金”，由政府出钱，去投资那些他们认为有前途的产业，比如绿色能源、生物科技等等。

　　

这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政府高瞻远瞩，集中力量办大事，扶持未来的明星产业。

　　

但这套逻辑，从根子上就是错的。

　　

因为，创新，本质上是一个“不可预测”的、由下而上的“试错”过程。

　　

你永远无法在“事前”，就准确地判断出，哪个技术会成功，哪个商业模式能跑通。

　　

真正的创新，往往诞生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由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偶然间发现的。

　　

当年的乔布斯，在车库里捣鼓个人电脑的时候，IBM这样的大公司，根本看不上。

　　

当年的马云，在中国推广电子商务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是骗子。

　　

市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允许成千上万个像乔布斯、马云这样的“疯子”，用自己的钱、或者投资人的钱，去进行各种各样的“疯狂实验”。

　　

这其中，99%的实验都会失败。

　　

但只要有1%成功了，它就能改变世界。

　　

而“国家主导的创新”，恰恰违背了这个“试错”的本质。

　　

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他们不具备识别创新机会的能力。

　　

他们更擅长的是看报告、开会、平衡各方利益。

　　

他们往往会把钱，投给那些看起来“最安全”、政治上“最正确”、PPT做得最漂亮的项目。

　　

而这些项目，往往不是真正的颠覆式创新。

　　

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不是自己的钱。

　　

这就导致他没有那种“花自己钱”的痛感。

　　

他投资失败了，不需要自己承担损失，所以他更容易做出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策。

　　

我们把这叫做“预算软约束”。

　　

政府投资一旦失败，很难像市场一样，迅速地“认错”和“止损”。

　　

一个由政府扶持的“明星项目”，哪怕已经明显是个无底洞了，但为了“面子”，为了保住官员的“政绩”，他们往往还会继续往里砸钱，希望能起死回生。

　　

最终，造成更大的浪费。

　　

所以，一个基本的结论是：

　　

政府可以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土壤”（比如低税收、保护产权、法治环境），但政府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亲自下场去“播种”和“育苗”。

　　

任何试图用“国家计划”来取代“市场试错”的努力，最终都会沦为低效和浪费。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一切，不是危言耸听的理论推演。

　　

它是北欧国家，特别是瑞典，在20世纪70到90年代，亲身经历过的惨痛教训。

　　

那个时期，被经济学家们命名为“瑞典病”。

　　

它的症状，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全部：

　　

创业精神萎靡，几十年没有诞生新的大型跨国公司。

　　

老牌企业要么外迁，要么固步自封。

　　

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严重。

　　

公共部门臃肿不堪，效率低下。

　　

这个“病”，差点让瑞典这个曾经的“优等生”，跌落到“二流国家”的行列。

　　

直到90年代初那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才把瑞典人给“打醒”了。

　　

他们开始进行我们之前提到的、痛苦的“向右转”改革——减税、私有化、引入竞争。

　　

正是这些改革，给那个奄奄一息的经济体，重新注入了一点活力。

　　

我们今天看到的Spotify、Klarna这些新一代的瑞典公司，恰恰是“后瑞典病时代”，市场环境有所改善之后，才出现的产物。

　　

所以，这个神话的真相，再次被颠倒了。

　　

不是福利制度催生了创新，而是对福利制度的“部分背叛”，才为创新释放了一点点空间。

　　

一个社会，可以没有黄金、没有石油，但决不能没有“创业精神”。

　　

因为创业精神，是唯一能够无中生有、创造未来的魔法。

　　

而“大政府”和“高福利”，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它在客观上，就是这个魔法最强大的“抑制剂”。

　　

它用一种“温暖”的方式，慢慢地、系统性地，为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力，执行“安乐死”。

　　

那么，当经济活力被抑制，社会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当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责任，被“人与国家”的依赖关系所取代后，社会的肌体，又会产生哪些我们不愿看到的“病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