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新华社一则“我国超5亿人有了家庭医生”的消息，使得“家庭医生”一词更广泛地进入公众视野。

　　在新医改中，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实现有序就医是一项重要任务。而家庭医生被认为是实现分级诊疗的关键。

　　家庭医生也被称为全科医生。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民众大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后者被形容为民众的“健康守门人”，同时对政府控制医疗费用也至关重要——病人看病首先要找家庭医生，只有病情严重时才到医院，且须经家庭医生转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外的一些大医院就没有门诊。

　　“分级诊疗是中国人原创的，国外学的我们，农村的赤脚医生，城市里的厂医，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家庭医生，”李玲说，“咱们自己把它丢了。”

　　过去，在市场化导向下，中国曾经的分级诊疗体系被打破，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严重削弱，民众无论大病小病都习惯到医院特别是大医院看，形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状况。新医改的初衷之一，就是强化基层医疗机构，进而重建分级诊疗体系。

　　在新医改中，基层医疗机构曾推行“收支两条线”改革，即医院收入全部上收政府，开支则由财政拨款，由此保证医疗行为不受经济利益影响，让医生专心看病。但据一位当年深度参与新医改讨论的专家介绍，推行收支两条线后，因为在实践中“管得过死”，医生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反而有更多患者往大医院跑。

　　“医生干多少活都拿这么多钱，他（她）有积极性吗？而且多跟病人接触的话还有医患矛盾，所以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能不看就不看，能看轻的就看轻的，稍微重一点就告诉病人说对不起我看不了，说你别耽误了，那病人一听吓死了，赶紧跑大医院去了。”吴明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医院管理专家、原广州军区联勤部研究员阎惠中认为，收支两条线推行不利的主要原因是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不到位。“收上去容易，支出不好办。发给医生多少钱？标准不好定。把它100万收上去了，给它50万还是70万？搞不下去了。”

　　徐凤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有的社区医院已经“开了口子”，试行绩效制，不再搞收支两条线。但有的病人还是喜欢到三甲医院看，看完了再到社区医院开药，“社区医生忙着开药呢”，“（病人）血压高了（社区医生）控制不了了，又去三甲医院了”。

　　不过，徐凤芹也看到好转的迹象。据其介绍，作为一家三甲中医院，去年西苑医院的门诊量前所未有地下降了10%。徐凤芹分析发现，门诊量减少最大的是呼吸科，说明“看感冒的少了”，而“看心脑血管病的，看肿瘤的病人多了”，“三甲医院干三甲医院（该干）的事了”。而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西苑医院。徐凤芹介绍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所有三甲医院去年的门诊量平均减少了12%。

　　“分级诊疗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但短期内马上下沉到社区并不容易，因为家庭医生还是比较缺。”金京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