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执行董事郭小牧表示，“在我最近几次的印度之行中，该国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令我感到大为震惊，我确信这是印度的公众健康数据比中国糟糕的关键原因之一。”郭女士非常熟悉中国的公共医疗体系，并且在致力于全球卫生项目期间对印度进行了多次访问。

郭女士承认印度的私人医疗卫生行业非常具有创新性，但是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印度有许多需要向中国成功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学习的地方。由于我对中国和印度的公共和私人医疗卫生都有第一手体验，因此赞同郭女士的说法，中国的公众健康领域的确有很多值得印度学习。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有一项公共卫生数据取得了显著改善，那就是婴儿死亡率。为了弄清楚原因，让我们首先查看下方的两张图表，这两张图表比较了中国、孟加拉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及公共卫生支出：
 

就如同上方图表所显示的，尽管印度的婴儿死亡率有所降低，但是中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是印度的两倍以上。孟加拉国在此方面的投入也高于印度，而其婴儿死亡率数据也好于印度，这印证了卫生统计数据好与卫生支出大之间的相关性预期。

郭女士认为印度政府需要投放更多资源来提高公共医疗服务，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加大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预算投入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笔资金应该花在能够最大化改善公共医疗卫生的举措上。

我坚信，降低婴儿死亡率是提高印度整体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一个良好指标，因为它涉及到了困扰公共医疗卫生的一些关键问题。在印度，43％的婴儿死于腹泻，21％的婴儿死于呼吸道感染。这些显然疾病都可以通过良好的环境卫生和水质来得以预防。

我曾有机会参观中国西部的一些贫困地区，发现中国儿童的健康状况好于印度儿童。我认为除了中国儿童的营养更好外，这还与更好的中国公共医疗覆盖率有关。我认为中国更为出色的医疗卫生数据是由于更好的环境卫生以及为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为了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到最大裨益，印度可以采取以下三种策略：

1）群众卫生运动：中国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要归功于其定期开展针对某一特定卫生问题的群众运动。中国政府能够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增强改善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需求。从城市、乡镇直到农村，中国会开展教育宣传活动对公民进行教育。除了教育宣传活动之外，中国政府还投入了大笔资金来建设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一直下到农村。

2011年，印度开展了一场中国式的运动来消灭天花。这项运动在印度的成功表明，印度应该推出更多此类活动，特别是在改善公共卫生方面。来印度农村参观的游客们都会注意到，尽管印度政府向村庄提供补贴来建设公共厕所，但是大多数村民仍旧习惯在户外随便解决。

卡尔博士*表示，很难相信一位印度村民能够买得起手机和摩托车，但是却支付不起修建厕所的费用。不利于良好环境卫生的不是修建厕所的经济能力，而是人们普遍认为户外解决对健康有好处，而使用厕所却令人反感或者不快。在这样一个充斥着错误信念的环境中，我们需要让社区意识到随地大小便对他们的健康是有害的。正如同CLTS基金会所倡导的那样，只有大量的教育和有助益的同辈压力才可以改善公共卫生问题。

2）明晰的责任：在中国，各级政府和官员需要负责落实中央所设立的卫生目标。根据这些政府官员在实现各项目标中的表现，他们会获得相应的晋升或者降职。在印度，这种责任制并没有被严格执行。这可能与每届地方政府选举后过于频繁的换血有关。

印度中央政府应当至少在地方政府中推行中国式的问责制度，同时拨出卫生预算，让预算满足卫生目标所需。印度拥有一个额外优势那就是非常强健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这些机构可以对印度各地健康指标的实现情况提供多一重监督。

在中国，私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要对各自所在地区的卫生指标完成情况做出贡献。印度也应该找到方法来让私营医疗机构参与到改善公共医疗卫生中来。

3）与各卫生组织开展协作：在中国，卫生部负责公共健康和环境卫生。在印度，公共健康是由卫生部负责，而环境卫生则是由公共工程局（Public Works Department，PWD）或者农村发展部（Rural Development）负责。公共工程局这类部门中的大多数员工都是工程师，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改善公众健康的有效途径。如果印度能够仿效中国由卫生部全权负责的做法，将公共健康和环境卫生纳入同一个部门的职责中，那么将会取得更好的进展。

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印度需要转变公共卫生情况，并且它可以从中国获得许多借鉴。良好的公共卫生将带来良好的公共健康。

*卡迈尔·卡尔博士是CLTS基金会的创始人兼主席,这家基金会倡导通过社区动员和关注行为改变的非补贴方式来消除随地大小便行为。在2010年出版的《外交政策》杂志中，卡尔博士被评选为“全球最顶尖的100位思想家”之一，他的组织活跃在包括中国、孟加拉国、印度与加纳在内的40多个国家。
 

作者为贝尔金公司董事劳曦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