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广州警方通报，珠海警方联手广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查处了一起特大虚开医药行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捣毁一条由药品生产企业、代理商、医药代表，及个别医院药店店员组成的犯罪产业链，抓获41名犯罪嫌疑人。

经查，广东恒×药业公司等5家医药代理公司为填补“过票”产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缺口，以票面金额5%到10%的手续费，向上游票贩子非法购买了1.3万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来自广东、湖南、安徽、海南、浙江等省份的多家“空壳公司”，涉税2.2亿元，价税合计约15亿元。

以“支付货款”名义打给医药代表指定账户的回扣，累计就有3.6亿元。

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行为，作为带金销售常用的“过票”“走票”手段，与医药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医药反腐力度持续升级之下，财税部门、公安机关，甚至医保部门联手查税的行动越来越多。

按照国家医保局此前发布的“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级方案”，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一方，涉案价税合计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相关医药企业就会评定为“特别严重”失信。

一旦被列入“特别严重”失信名单，药企将被当地医保暂停全部药品和医用耗材挂网、投标或配送资格。

上述规范的实施日期是今年8月末，认定标准以法院判决或执法部门行政处罚认定的案件事实为准。这意味着，上述案件一旦处罚确定，购买发票的企业将面临产品下市的风险。

产业链曝光

回扣可将药价抬高十几倍

在上述案件中，广州警方经过数月调查，还原了一条从上游虚开发票，到中游代理商、医药代表“过票”，再到下游个别医院、药店工作人员收受回扣的黑色产业链。

根据通报，这条产业链中，医药代表作为“中介”游走在药企、代理商之间，以代理商的名义向正规厂家采购药品，再通过空壳公司制造虚假交易、伪造转账记录，开增值税发票等方式，将抬高价格后的药品卖给医院和药店。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这种虚假交易、虚开发票方式非法牟取的高额利润，医药代表和代理商按照一定比例瓜分——医药代表拿85%到90%，公司占10%到15%。其中也有一部分作为回扣，会分给关系网中的医院、药品采购人员。这种合作方式被称为“过票”。

而来自安徽、浙江、湖南、海南等多个省份，与恒X公司等5家医药代理商有“业务”往来的数十家生产厂家，实际上都是“空壳公司”，代理商与这些厂家间的商品交易、合同、支付流水等，也都是伪造的。

从通报看，经由上述操作，药价被抬高了2到3倍。

事实上，在央视历年对药价虚高的调查中，因为掺杂了回扣等中间水分，药品价格抬高十几倍，甚至数十倍的案例都很常见。

如：2010年湖南湘雅医院的芦笋片，213元卖给患者，出厂价只有15.5元，价格抬高了近13倍；另据2011年央视《招出来的高价药》报道，0.6元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在北京隆福医院以11元的价格采购，其中40%是给医生的回扣。

到2016年，通过上述黑色产业链，仍有药代只靠医生开处方，就能月入5000元左右。

查处力度加大

医药企业涉税风险陡增

在药价大幅抬高的背后，有大批类似广东案件中的，专门倒卖税票、逃税洗钱的代理商、空壳公司、CSO等流通企业，构成了小散乱的中间环节，也是近年来，“两票制”、带量采购、突击查账等政策治理的重点。

在广东的案件中，广州市公安局于11月5日联合税务部门开展跨省协作，广东、广西、安徽等地同时收网，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现场查扣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卡、身份证、网银U盾及公司资料、账本等作案工具。

此后不久，安徽合肥高新区警方也破获了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涉案金额2.7亿元，关联公司30余家。其目的也是要帮助医药企业套取“服务费”、“回扣”。

为了虚开，犯罪嫌疑人宋某某先后购买了9家空壳公司，每家公司的价格在5000元到7000元不等。其中一家空壳公司一年就开具了票面额3000余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一次20万元的小型咨询会，就能开出300万、甚至50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

根据中国检察网公开信息，2020年3月份，四川省高县人民检察院还以虚开发票罪起诉了吴某某、朱某某、李某甲、翟某某，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起诉书，2018年2月至10月期间，上述4人及公司业务人员，在没有开展真实推广活动的情况下，采用模板、虚拟会议等方式编制了推广资料，利用自行注册的82家小微公司和20家药厂开具了908份增值税普通发票，价税合计8000余万元，从中收取的开票返点就在526万元以上。

除了公安部门联手财税部门直接稽查，国家医保局通过信用评价“黑名单”等监督涉税违法，金税四期也将上马。11月13日，国家税务局发布的12月份采购意向中，就有这一项目。这也意味着，税务部门的统筹监控能力进一步升级了。

行业预计，接下来，虚假开户企业、空壳企业、虚开发票企业、收入成本严重不匹配的企业等，将成为稽查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