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还在继续。

　　心脏支架告急？

　　一场由“缺货”引起的担忧，正在全国的医院间迅速蔓延。

　　“支架的型号不全，没法给病人做手术，只能等过段时间有支架了再放。”

　　《财经大健康》近期发布的一篇调研文章里，这句话频繁出现在许多医院的心内科医生口中。

　　文章显示，自2021年初以来，心脏支架国家集采落地以后，这样的情况就开始在江西、安徽、北京等多个省市的三甲医院出现。

　　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的统计，我国一年要用掉150万个心脏支架。如果心脏支架告急，意味着很多患者就得排队等待。

　　但有意思的是，《财经大健康》的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官方辟谣了。

　　9月6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联采办）披露了2021年1月以来冠脉支架集采中选结果实施的主要情况：

　　2021年1-8月，中选企业已出厂供应中选支架198万个，达全年协议采购量的1.8倍以上，为医院实际使用量的1.8倍。出厂供应量扣除医疗机构使用量后，流通和库存等环节达88万个，供应充足。

　　当然，还有人发现，心脏支架被传缺货的同时，一种“隐形支架”的使用量却明显增多。

　　根据八点健闻的调研，来自北方、南方不同医院采购科的相关人员均表示，药物球囊的使用量，在一二月份明显增多，而这种产品的价格，要接近2万元。

　　700元一个的心脏支架被传缺货，2万多元一个的药物球囊销量却在暴增，这个行业，发生了什么？

　　揭开暴利面纱

　　心脏支架的风波，可以追溯到去年的集采。

　　2020年11月5日，医保局对全国的心脏支架进行集中采购，经过多轮艰难的“灵魂砍价”，所有的药企里，最高报价为7000元，最低报价为469元。

　　最终，入围的前十名里，中标平均价为700元。

　　要知道，仅仅在集采报价的前一天，国产心脏支架的最低售价是：

　　13300元。

　　一夜之间，心脏支架的价格降了95%，堪称“脚踝斩”。网友甚至出了一个调侃段子：

　　“昨天一个支架可以买6瓶茅台，今天一瓶茅台可以买6个支架”。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长3~4mm、展开后直径2~3mm的合金弹簧网，竟然要卖到1.3万元一个。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夜之间它可以降到700元。

　　换句话说，过去这玩意得有多暴利？

　　根据弗若沙利文的统计，2019年国产支架平均出厂价格为3000元，按照该年国产支架龙头乐普医疗78.06%的毛利率来计算，单个心脏支架成本在658.2元/个左右。

　　但出厂价3000元/个的心脏支架，被卖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变成了11500元/个；到患者手上的时候，更是变成了27000元。相比于出厂价，涨幅达到9倍！

　　用《中国青年报》的话来说，心脏支架的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根据腾讯医典的数据，中国大陆患者平均置入支架达到1.47枚，一场手术下来，基本上都需要二三个支架，加上其他费用，直接奔10万去了。

　　但对很多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哪怕是10万也得上，因为得救命。

　　集采之后，全国70%的心脏支架都由国家统一采购，700块一个，彻底与暴利无缘。

　　厂家、医院、医生、代理商……这些曾依靠支架发家致富的人，也开始把目光瞄向其他“能赚钱”的产品。

　　灰色的医药产业链

　　心脏支架“脚踝斩”后，很多人心中涌起一个疑问：

　　从1万3降到700，支架的质量有保障吗？

　　实际上，砍掉的基本上都是流通环节的高额营销成本，和产品并没有太大关系。

　　营销费用高，在医药行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市界曾对2019年A股362家上市医药保健类企业进行过统计，销售费用在营收中占比50%以上的达到41家。

　　有10家医药保健企业该年的销售费用甚至超过了40亿元。

　　2011年，在一次心血管病学术会议上，心脏病专家胡大一毫不隐晦地说：

　　“12%的患者被过度治疗，38%的支架属于可放可不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答案就藏在医药企业高额的营销费用里。

　　如果医院和医生多使用支架，就能得到制造商的丰厚回扣。由于竞争激烈，各家企业的医药代表们为了能进入医院的采购名单，也愿意开出高额的回扣，甚至私下行贿。

　　据金角财经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2019年10月，医药领域被查处的行贿、受贿案件高达3113件，2013年以来尤为高发，相关案件超过3000件。

　　从根源上来说，这条“灰色产业链”之所以存在，与我国此前的医药销售模式密不可分。

　　在过去，一个医药产品生产出来后，不是直接卖到医院的，要经过总代理——区域代理——省级代理——市代理等多个中间环节。层层加码、逐级加价之后，到达医院的药品，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

　　30年前，“医药代表”刚刚引入国内的时候，还是精英的代名词。但随着恶性竞争的加剧，如今的“医药代表”成了人们眼中无所不用其极的医药销售。

　　为了打动医生，他们什么都可以做：

　　组织学术会议、对接行业资源、送钱送房送旅游……

　　这种畸形的医药销售体系下，药价被推上不合理的高位。一个经典的例子是2013年，葛兰素史克案被曝，这家药企巨头在国内拥有超过5000人的销售团队，通过宴请、贿赂、开会等各种名目销售高价药品。一款叫做贺普丁的药，在韩国卖18元，但在中国被卖到了142元，还只是出厂价。

　　最终买单的，只能是无数的患者。

　　尾声

　　在此之前，因为超高销售费用轰动全国的是恒瑞医药。

　　2018年，恒瑞医药的销售费用为64.65亿元，而同年其在研发上的投入为26.70亿元，不到销售费用的一半。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疫情肆虐、全国旅游业停滞的2020上半年，恒瑞医药的销售费用依旧高达40.28亿元，同比增长10.31%。而且，差旅费达到4.46亿元，同比增长19.23%。

　　有媒体曾做过对比，恒瑞医药、中恒集团、华润三九这三家医药行业龙头中，同期销售费用中的差旅费分别为9.09亿元、740.62万元、7013.12万元。

　　远高于同行的销售费用背后，是医药界人尽皆知的秘密。

　　在医药销售行业，涉及金额巨大且无法开具发票的回扣，通常就隐藏在“差旅费”和“学术推广”这两类销售费用当中。而这两部分正是恒瑞医药销售费用的主要构成，占比一度超过98.66%。

　　过去，恒瑞医药行贿的案子广泛分布在江苏、福建、广西、陕西等省市，时间长达数十年，有多家媒体报道“坐实”了恒瑞多年来的行贿行为。

　　最夸张的案例是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原麻醉科主任雷李培，5年时间里，他一个人就受贿331万。而主要行贿方，正是恒瑞医药的子公司江苏新晨医药有限公司。

　　恒瑞只是医药行业乱象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数年，天价挂号、滥开药物、吃回扣、医疗贿赂……已经到了一种猖狂的地步。

　　在这样的局面下，医药集采横空出世。它的初衷只有一个：

　　压缩中间环节，降低销售收入，剿灭灰色地带，让出厂价更贴近终端价，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创新、药价昂贵的药企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断创新的药企和不断改善工艺的器械企业将越做越大，最终造福社会、冲向国际市场。

　　心脏支架从1.3万元降到700元，正是医药集采的一次伟大尝试。这不仅意味着每年至少节约100多亿元的全国医保费用，更意味着大量低收入患者可以得到医治。

　　《我不是药神》里的那句台词，值得每个医药从业者刻在心里——

　　有病没有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