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李佳英 广州报道

近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多个基层医疗行业中的腐败行为，涉及范围广泛，包括乡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中纪委网站公开基层腐败案例，反映了反腐败工作要实行全流程、全领域、全方面的深入进行，是一个全面清理的过程。通过清理案件的曝光和腐败的查处，现在已经进入建章立制和规范操作的阶段。”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原副局长、资深医改专家徐毓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较于大型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腐败问题虽曝光度较低，但其潜在风险或更为密集。虚假招标、明招暗定等行为隐秘出现，深挖其原因，“外部监督乏力、内部制约缺位”是主要祸根。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聚焦基层是整体医药反腐战略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阶段。整体来看，目前一方面是加强打击力度，从药企到医疗机构，包括各个层级的从业人员都在监管范围内。另一方面是注重引导行业规范发展，像国家卫健委支持引导学术交流合作规范开展和营销合规，是在堵住腐败源头。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家卫健委积极支持合规学术交流，但在实际操作中，在模糊地带的合规边界仍需进一步探索。构建完善的合规体系，不仅需要宏观政策的指导，更需关注细节之处的落实。

捕捉基层医疗行业风险点

近期披露的案例主要涉及基层医疗行业中存在的重大腐败行为，卫生院、社区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以及疾控中心和部分医院。

由此看来，反腐败工作的触角已抵达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深层次清扫。

邓勇表示，基层医疗直接服务群众，其内部的腐败行为直接侵蚀了群众的切身利益。披露基层医疗行业腐败案例也是医药反腐深入推进的体现。这展现出反腐工作无死角，对医药领域各个层级都进行严格监督。

以往，大型医院中的重大腐败案件因涉案金额巨大而更易于引起公众关注，相比之下，基层医疗机构的腐败问题曝光度较低，其产生的震慑效应也相对有限。

徐毓才认为，从案件发生的频率来看，基层医疗机构潜在的腐败风险或许更为密集。尽管这些案件往往涉及金额不大、情节琐碎，但其类型多样，不容忽视。

中纪委此前披露的评论文章指出，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问题，需从源头入手，解决“一把手”与关键岗位人员失职失责的问题。

在基层医药卫生领域，这一原则同样适用。

“医药卫生领域的腐败问题一直是重点，其中也包括基层医疗机构。‘关键人物’在基层医疗机构中也存在，如卫生院院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疾控中心主任等，他们分管采购、工程承揽等关键环节。”徐毓才指出。

纪委监委体系相关工作人员进一步分析指出，从具体案例来看，涉及基层医疗机构的腐败案件主要呈现出违纪违法环节集中、“关键少数”涉案较多、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等特点。

在工程承揽方面，一些基层医疗机构“一把手”利用职权指定相关人员承接工程，从中谋取私利。

在医疗设备采购方面，则多出现串通投标、围标等违法行为。个别基层医疗机构“一把手”设法帮助特定关系人提前应对、提升中标几率。例如，“关键人物”将医疗设备采购计划告知供应商，变相将其列为意向承揽方，使得三方比价、招投标等采购程序流于形式。

此类事件未曾断绝，不乏医疗设备供应商被列入政府采购“黑名单”。

中国政府采购网显示，在2024年10月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就有3家医疗设备供应商因在同一项目中串通投标而受到处罚。

此外，在药品耗材供应方面，也存在个别人员利用“统方”为医药代表谋取利益的现象。少数基层医疗机构“一把手”利用职务影响力把控采购环节，借机收受贿赂。

例如，有的基层卫生院领导主动联系看诊量较高、关系较好的医生，商定开具指定药品并给予回扣；或者通过控制新药准入等方式，帮助药品供应商将多种药品列入采购库，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专项巡察结果显示，相关部门在预算管理、收支监控以及资产使用等方面的监管工作仍存在死角与盲区。

具体而言，一些基层医疗机构以“协助劳务费、手术站台费、职称评审费、论文版面费”等名义，违规发放各类补贴；在零星工程方面，内控程序严重不到位，项目未经立项审批，缺乏询价比价、竞争性谈判等必要流程，直接进行发包；此外，小型医疗卫生设备的采购也未能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规定执行。

关键在于合规体系细节构建

深挖发现，“外部监督乏力、内部制约缺位”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生腐败的主要原因。

监管乏力之际，虚假招标、明招暗定等“定制式”招标行为，更是在基层医疗机构中隐秘出现。

检察日报曾披露一起案例，某大型医疗设备代理商老板通过行贿、串标等手段，成功中标一地三家医疗机构的9个医疗设备采购项目，其中便涉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重庆市北碚区监委委员蒋立指出，基层医疗机构涉及的多为限额以下工程，看似不起眼的“小修小补”背后，一旦与固定对象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危害匪浅。更令人担忧的是，个别“一把手”利用制定招标“参数”的权力，量身定制招标规则，使得原本应公开透明的采购流程异化为“走过场”。

为解决虚假招标、明招暗定等问题，邓勇建议，在招标环节应建立更加透明公开的招标制度，加强信息公开力度，利用信息化手段确保招标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记录可查。同时，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以加强外部监督力量。在内部制约方面，应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内控机制，明确各岗位的职责权限并加强内部审计。此外，还应加强对基层医疗人员的廉政教育，提高其廉洁意识，从思想和制度两方面共同发力以解决这些问题。

当前，医药反腐工作正越来越注重规范性和系统性。

国家卫健委近期召开了医药企业座谈会议，提到支持引导学术交流合作规范开展，合规开展营销。之后，业内不乏关于重启讲课费的诸多讨论。

徐毓才表示，部分人士将此视为对合规性讲课费用收取的一种正面信号，实际上，该座谈会主题丰富，意在全面传递政策导向，学术交流相关的内容只是综合性信息中的一部分。

事实上，规范的学术活动一直受到支持，相关部门已出台了一系列相关规范文件。

例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的《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要求医药企业合理制定医疗卫生人员提供咨询服务的费用标准，并建议根据项目规模、服务时长、专业程度等客观条件，参照有关规定的标准或市场公允价格进行支付。同时，医药企业还需如实记录并妥善留存医疗卫生人员的服务记录、服务成果、服务详细内容等，以证明服务行为的真实性、合理性和等价性。

此外，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工作委员会（RDPAC）制定的《RDPAC 行业行为准则》、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的《中国医药企业伦理准则》以及中国化药协会制定的《医药行业合规管理规范》等也对讲课费的支付提出了明确要求。

例如，不得出于诱导供应、采购等目的进行讲课，医药企业应制定对每个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所支付的服务费上限等。

然而，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对于合规的理解和执行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同时，上述系列规范或准则在细节指导方面尚显宽泛，缺乏足够的操作性。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在交流行为的模糊地带具体把握合规边界，仍需进一步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