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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健康险在主要经济体普遍进入低增速时代,保险公司急需寻找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由于医疗科技的发展,面向广适应症人群的新药越来越少,大部分新药都是面向小众人群的高额治疗,这对保险覆盖能力提出了挑战。如何在低增速时代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吸引用户来拓展市场份额就非常关键。
美国市场因为有PBM这一中间人,保险公司比较容易找到抓手,不仅通过PBM卖药解决了保费低增速的问题,还包括通过PBM从药企获得的返点来缓解对高价药的赔付压力。
美国商业保险主要看中了PBM对商业保险的价值,尤其是特药的价值。由于特药费用占医疗开支的比例逐年增大,特药成为了一大块肥肉。而排名前六的特药零售药店几乎都与保险公司进行了整合。保险公司一方面希望借进入PBM和特药零售药店来以价换量,一方面则直接转入PBM和特药的收入,在商保参保人数增长有瓶颈的情况下,帮助保险集团推动收入增长。
而且,随着美国老龄化加速,联邦医保商业化产品MA和Medicaid MCO的发展迅速,PBM服务的增长规模已经主要来自医保。通过医保商业化保险和PBM这两个增长引擎,美国保险公司保持了高增长。
但PBM的获利模式备受市场争议,一方面和药企谈判获得返点,一方面在零售药店一端通过在支付方赔付价格和自身给付零售药店之间的价差获益,利用这些不透明之处来获利。
但从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来看,由于实行以医保为主的制度,市场存在明显的刚性兑付,不可能容忍一个中间人在其中获取利益。医保为主的支付方更需要的是将药价打压下去以节约成本,而不是去维护高药价的同时还让商业公司获利。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支付制度改革所带动的需求变化将主导保险和药品结合的模式。台湾地区的商业保险受DRG影响较大,住院天数缩小,大病治疗往门诊费用转变,靶向药开支加大,因此应对这些变化,商业保险用产品组合、定额和赔付型产品结合的形式来加深高额医疗开支的保障。
不过,台湾地区的保险产品价格相对高一些,这与其人均收入水平较高所产生的强支付能力相关。而中国大陆地区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目前发展的还是集中在低价医疗险,这就带来了低保费和高保障之间的明显矛盾。
在中国大陆,惠民保开始将特药的重心转向医保外自费药品转移,提示了惠民保对高额药品的关注度。但市场在药品保险上却存在一定的乱象,主要是财产险公司为了获得保费增长,不惜以亏损的方式,用即买即用形式来销售商业药品保险,面临强监管。药品保险本质上是财产险公司扩大营收的工具,其不具备保险属性。但与美国PBM不同的是,药品保险很难从药企获得高额返点,只能收取一个较低比例的通道费,导致药品保险永远无法盈利。因此,即使没有监管干预,药品保险也很难真正走远。
而作为医疗险中最适合对特药覆盖的产品,百万医疗险在保费上要高于惠民保和药品保险,更有能力覆盖高价药。但是,百万医疗险覆盖保障持续升级,尤其是随着住院治疗新技术的推行,大幅提高了赔付的压力,如果再将长期在门诊使用的特药纳入,对保险产品的可持续性会带来较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OTC药品和健康消费服务与高价保险的结合更容易落地和推开。与医疗险不同,寿险类产品保费高昂,有足够的能力覆盖健康服务和OTC等普通药品。寿险产品发展OTC药品和健康服务更主要是提高接触频率,从而提高用户体验和留存率,从本质上来讲,这种方法也是提高营销能力的一种手段。当然,美国MA业务中提供OTC药品和各类健康管理服务的主要目标还是控费,这是其医疗险的特性决定的。
从整体分析来看,现阶段中国的药品+保险的发展趋势更多还是出于营销考虑。在医疗险领域,纳入越来越多的特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保障能力,但保费必须持续提高才能跟上覆盖药品范围的扩大,如果继续以营销为主要出发点而不考虑可持续性,会在后端的理赔上面临越来越多的纠纷,产品整体的可持续性挑战较大。而在寿险领域的开发上,当前健康服务和药品的结合还非常浅,未来如何整合进客户更需要的服务以提升客户体验会很关键,也将决定长险和药品的合作市场规模是否能持续上升。
总之,中国药品+保险的发展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多取决于用户的购买意愿和能力,而这些取决于支付制度改革后推动的需求转向,当前短平快的发展模式不具备提供长期发展路径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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