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职业用它非凡的仁慈区别于其他职业。”这是着名现代医学大师、加拿大医生威廉·奥斯勒(1849-1919)的一句名言。其实在中国，“医者仁心，医者父母心”的说法也为人们耳熟能详。但近期接连爆出的恶性医患冲突让很多人产生疑问：中国的医生和患者何以从“救助关系”沦为“致命关系”?此类“白色暴力”让人同情医生的遭遇，但不间断出现的各种负面事件也令“白衣天使”形象大大受损。与中国医生的尴尬处境相比，在西方国家，医生不仅能赚钱，社会地位和形象也好得多，尽管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医患关系相对良好，这其中的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西方医生地位令人艳羡

世界医学会1969年修订的《日内瓦宣言》写道：我要凭自己的良心和尊严来行医;病人的健康是我首先考虑的;我要保守一切我所知道的病人的秘密，即使病人死后也这样;我要运用掌握的一切手段，保持医务界光荣和高尚的传统……这段话堪称医务工作者的基本行为规则。医学以服务他人为特征，而合格的医生还需要坚实的专业技能，这两个因素或许能部分说明医生职业为何理应受到尊重。

德国着名民调机构阿伦巴赫研究所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76%的德国人认为，医生是最值得尊敬的职业，护士以63%排名第二位。该研究所专家称，过去20年，医生这一职业一直保持着超过70%的受尊敬程度。此外，德国2013年职业报告显示，医生的“入门工资”每年高达4.5万欧元;高级医师每年工资为11.3万欧元;年长的主任医生平均在26万欧元左右。这比律师、经济顾问、工程师等高收入群体还高。

在英国，社会对于医生的尊重同样在收入上直接表现出来。今年9月，英国卫生与社会护理信息中心统计称，在2011-2012年度中，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的家庭医生共有3620人，其中有670人年收入超过20万英镑。而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年收入只有14万多。虽然和这些“最富医生”不能比，英国的医生年薪平均也有8万多英镑。

加拿大医生的高地位不仅体现在收入上，更体现在荣誉感强。加拿大医生分为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两大类。专科医生大多拥有自己的独立诊所，又和公立医院挂钩，是真正的“自由职业者”，自主性非常强，也因此地位崇高。家庭医生遍布加拿大各个社区，他们承担了几乎全部门诊任务，并有权安排病人接受各类医学检查、专科治疗，可以说是加拿大福利医疗体系承上启下的纽带。不仅如此，家庭医生一直有个传统“特权”：给社区内需要“介绍信”的居民签署“介绍信”，这种介绍信在申请护照、参军、就读某些名校时是必备的，除了家庭医生，社区内只有议员、牧师等有这样的权利。

医患关系也有过“黑暗时刻”

医生的地位在西方并非一直很高。《十日谈》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名医生世家的少女为国王治好了病，国王感激之余满足少女愿望，撮合了少女和其暗恋的贵族军官成亲，但新婚丈夫却嫌妻子出身低微而离家出走。这虽然是故事，却也表明那时候的医生地位并不高。只是随着基督教会大力兴办附属医院，以及文艺复兴前后医生们在鼠疫等大规模疫病中救死扶伤，加上科学发展带动医学进步，医生的地位水涨船高。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在小说《阿罗史密斯》中深入刻画过医学界沉沦的状况，描述了一个沉溺于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的时代，医生为聚敛钱财、捞取功名而弃道德于不顾。书中的罗斯科·吉克教授公然称：“知识是医学界最宝贵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不能把它卖出去，它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不管病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始终必须对他用点‘商业手腕’。”

文学描述折射社会变迁。西方医生地位之高或许是当地社会医患关系相对和谐的一个体现，但西方医疗体系的建成和完善并非一蹴而就。历史上，加拿大的医生就曾声名狼藉。上世纪初，加拿大尚无全民医保，医生唯利是图，只给有钱人治病，被社会痛斥为“随行就市的肮脏职业”，医患纠纷很多。

德国社会学者弗瑞里克表示，德国战后“经济奇迹”时期，也有过医患问题期。那时，西德经济发展两位数增长，但环境污染突出，民众健康堪忧，甚至在鲁尔区出现“肺病村”。医院与病人、医生与病人摩擦比较多、恶性事件比较多。即使现在，医患矛盾也常常出现。去年10月的一天，两名持棍棒男子进入久负盛名的柏林夏里特医院妇科主任办公室，大打出手，造成这名44岁医生肋骨骨折。去年3月，德国南部普法尔茨一名78岁的退休老人，在疗养院枪杀了他的两名治疗医生，并射伤一名女护士，最后开枪自杀。

英国全民医保体系于1948年建立后，英国人普遍认为是国家文明化的一个巨大飞跃。然而，随着就医和接受护理人口的不断增加，争议和批评越来越多。在成千上万件投诉案例中，“阿蒂亚斯事件”是家喻户晓的一宗。2003年，一名叫阿蒂亚斯的80岁老妇由于无法忍受等待治疗的痛苦而筹资8000英镑前往德国进行了手术。她气愤地说，“我爱我的国家，但国家却不爱我”。这段愤慨之词被英国媒体争先转载。

而在承袭苏联“免费医疗”体制的俄罗斯，诸如取药、整容、医牙等却不在免费之列。简单讲，俄罗斯的免费医疗如同“喝粥”，人人都有，但想要不排队吃饱吃好，还得多掏钱。在一个关于医生笑话的网站上，排在榜首的段子是：“医生，我还能活多久?”“那要看你还剩多少钱?”9个俄文单词同样是俄罗斯医患关系现实尴尬的一个写照。

借规则建立信任关系

西方医生地位的确立以及医患纠纷的解决与社会的进步、法律法规的完善分不开。事实上，西方社会也一直重视从伦理道德入手培育医疗行业的人文氛围。美国在19世纪就制定《医学医德手册》。法国在《医学专业指南》中明确规定，医务人员必须使病人感到心理舒适，举止谈吐要礼貌和善，在人际关系方面要处理好与护理人员、病人和病人家属及药商等的关系。1999年，美国医学教育资格认证委员会还把人际交往与沟通技能列为住院医师必备技能之一。“从摇篮到坟墓”，这个英国人常说的福利保障制度中，最离不开的就是医护人员。恰恰因为他们太重要，对于医护行业的尊重尤甚，而监督也最为严格。在英国，“送礼”往往是在病人出院之后，患者才送上一份心意，而且往往是一盒糖果、一张贺卡。即便如此，如果事先送上这类几英镑钱的礼物给医生，也往往让他们勃然大怒。

德国同样力争确保医生和患者之间不会发生“金钱关系”。德国“医药分开”，医生只管看病，病人的医疗费和药费都由保险公司支付。保险公司会监督医生。有一次记者送给一名医生一包茶叶表示感谢，这名医生严肃地说，已超过10欧元，这是违法的。

除了坚守原则，西方医生职业也显得人情味很浓。“有心事，找医生”，这在德国几乎成为习惯。很多人有什么事都会去问医生，而很多是家务事。记者日前去一家诊所看病，看到一个病人见到医生后竟哭了起来。原来，她最近刚失业。这名外科医生也临时担负起心理医生的职责。在德国，医生和患者见面就像一对朋友。

在俄罗斯，记者有过多次就诊经历，感觉这里硬件较中国落后，但卫生条件良好，医护人员较为有礼。对待患者通常直呼其名，而不是用冷冰冰的床号来代替。俄罗斯医生收入不算太高，但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社会也特别强调对医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医科大学招生广告上清晰地写着：“医生应该爱人，医生必须拥有良好的知识，随时应对最复杂的状况，没有爱及同情心，是当不了好医生的”。

英国独立研究机构“福斯特医生”研究员托马斯·凯恩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医患矛盾在英国、德国或瑞士一样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产物。他认为，解决医患冲突，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愿意花精力，负起更多责任。凯恩说，对于医患关系突出的问题，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应当指望靠民众的忍耐来缓解矛盾。中印等国在消费文化上往往存在有求于医生、医疗系统的心理，在这些国家，需要有更多的独立监督机构，来保障病患的权益。

德国社会学者弗瑞里克对记者表示，中国要减少医患矛盾，关键是建立起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关系。可以借鉴德国经验，比如让人人有医疗保险，企业和员工各出一半;治疗和药店分开，把监督医生和药店的工作交给保险公司;建立独立调解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