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多的政府管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敌。为什么？因为会有部分人利用政府特权不合理地攫取财富，更多的人却困于各种管制壁垒而失去创业发财、甚至只是就业谋生的机会。最终结果就朝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方向发展，老百姓当然不满，社会矛盾丛生。

古今中外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社会经济的繁荣往往以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为依托，因此要对大量政府管制说“no”。今天主页菌推出这篇旧文，把这个问题掰开揉碎了分析，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为了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政府今天首先需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大力减少政府管制。

咱们国家为什么现在还不是一个和谐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太大，老百姓意见很大，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一个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下不会出现这么大的收入差距。那些移民国家，那些起点比较平等、竞争规则公平、政府管制很少的国家，像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加拿大，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下，存在收入差距，但不会很大，不会大到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特权阶层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大量富人不是靠聪明才智、不是靠辛勤劳动、不是靠诚实经营发家致富，而是靠特权攫取财富。我们国家今天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太大，一部分人利用政府的特权来聚敛财富。如果大家靠发展经济，靠创造社会财富来发家致富，这个社会没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些阳光下发财的人，像张朝阳，像丁磊，他们很富，大家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意见。老百姓明白，人家那钱是怎么赚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钱就是再多大家也不会仇视他。老百姓现在对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集中在什么地方？集中在这样的地方：有人不付出劳动，不创造财富，不生产产品，却能够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天下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只能是那些能够利用政府特权的人，如果政府没有那么多权力，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利用特权发财。咱们国家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政府管制过多、行政特权过多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能和谐发展的例子很多，今天我们国家的一个典型现象是，一方面是那些行政垄断行业，利用垄断地位攫取了过高的利益，使得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获得了远高于他们的劳动付出，亦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水平；并严重制约了整个社会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大量的低收入阶层生活困顿，增收乏力。我们可以以移动通讯为例说明，如果取消电信管制会给全社会带来什么好处：政府管制导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资费居高不下，两家移动通讯公司通讯能力明显闲置。事实上，如果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话费由四毛降到两毛，将会带来以下四个结果：一是满足包括小灵通所提供的服务在内的所有移动通讯需求，节省了我们现在投资在小灵通上的资金。二是让更多的老百姓用上手机，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三是即使降价导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利润下降，那么这些下降的利润无非是中国的手机用户少花的，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并没有损失。老百姓节省下来的钱会用于其它支出，比如购买家电、旅游、下饭馆，这样还会增加全社会的就业。四是那些在乎每分钟话费是四毛还是两毛的人都是穷人，移动通讯话费的降低可能会促使他们购买手机，而他们买的肯定都是低档手机，而低档手机全部是国产手机。这样，移动通讯话费下降会大大促进国产手机产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增加国内的就业和税收。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减少政府管制，是大大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的。

政府管制过多还有一个更大的弊端，那就是抑制经济发展、抑制就业增加。由于我们的政府权力太大、管制太多，你办一个企业，这里盖章，那里盖章，少的得二三十个，多的二三百个。问题不仅仅是盖章那么简单，盖章就要敲诈你，经济学有一个很好的词叫寻租，指的是利用行政权力谋取利益的做法。当年我高中有个同学写了一篇作文叫《支书钓鱼》，讲的是他们村的支书告诉村民，为了保护耕地，不能随便盖房，必须经过他审批通过你才能盖房子，村民要想盖房子就得到支书家去盖章，空手去是盖不了章的，你得拎着礼物。咱们政府现在的好多管制就是这样，要干什么必须要让政府部门盖章批准你才能干。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郑州有个馒头管理办公室的事，这是一个经典的政府寻租的笑话：为了保证郑州市民吃上干净卫生的馒头，郑州市设立馒头管理办公室，没有馒头管理办公室的许可证你就不能卖馒头，而郑州馒头办最终的做法成了只要交上几千块钱就发给你许可证，这种做法对保证馒头生产的卫生毫无帮助，仅仅是增加了馒头生产者的成本。这种寻租方式当然很低档，但是在一些层次更高更为复杂的政府管制中存在同样的问题。这种管制的结果是什么，是抑制创业，抑制经济发展，抑制就业。大家想一想，我开办一个馒头铺一年能挣多少钱？也就两三万吧，结果交给馒头办几千元，这个办那个办几千元，算一算一年白忙活，落不下几个钱，那我就不干了。如果不交这些钱呢？我能落两三万，我就干，雇上两个人，一年给每个人六七千元的工资，再给国家交千儿八百的税，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年解决三个人的就业，创造着三五万的GDP，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政府管制，这个馒头铺经营不下去了，三个人的就业没有了，三五万的GDP没有了，和谐社会也就没有了。绝大多数政府管制根本没有必要。香港的管制很少，香港搞得怎么样？香港没有政府部门管就业问题，结果呢，香港也没有就业问题。政府管制越多的地方，经济越发展不起来，印度是这方面的典型。所以我认为，把发展经济的任务，再加上建立和谐社会的任务，交给政府官员而不是交给自由的企业家，绝对是一个错误。我们国家经济要搞好，关键是必须大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于那些通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社会财富，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发家致富的私营企业主，我相信老百姓不会仇视他，如果你真的认为私营企业主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和广大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差距太大，不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绝不是管制私营经济，也不是通过税收来劫富济贫，这些办法只能是南辕北辙，限制抑制富人不能让穷人变富，只能使富人变穷，穷人变得更穷。正确的方法是鼓励更多的人去创业，去当私营企业主，鼓励小私营企业主变成大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主的增多、大私营企业主的增多，必然意味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多，在劳动者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这必然导致就业的增加或者工资水平的提高或者两者同时发生，这自然就意味着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的增加，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所以缩小收入差距、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道是大力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鼓励更多的人当私营企业主，鼓励更多的小私营企业主变成大私营企业主。如何做到这一点，很简单，大力减少政府管制，大力消除市场壁垒，这就能够大力减少创业成本，减少市场进入门槛，增加创业收益，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创业，去当私营企业主，去力争变成大私营企业主。上面我们讲那个馒头铺的故事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道理说明白了。所以我们要记住，鼓励更多的人当民营企业主是增加就业、促使工人收入水平提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别指望国有经济来实现这一目标，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年，数千万城市知青安排不了就业不得不赶到农村去种地的事实已经让我们领教了国有经济解决就业的能力，改革开放前长达十多年工资水平固定不动的事实已经让我们领教了国有经济提高工人收入的能力，这是计划经济下的国有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所有新增就业全部由非公有经济解决的事实也让我们领教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解决就业的能力。

所以，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今天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要做的首要工作是大力减少政府管制，减少政府权力。只要政府管制少，政府约束少，我们的经济就会发展得越好。必须记住，把发展经济的任务交给自由的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官员，才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