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级诊疗是针对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大缺陷而提出的----高水平医生全部集中于公立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没有合格医生，患者自然不肯到基层首诊，大病小病奔‘三甲’，基层诊所门可罗雀，大医院人满为患，一号难求，基层看病难，大医院拥挤不堪，看病更难。

大医院中高水平医生整日被头疼脑热等一般病人纠缠，重症病人看病反而草草了事，服务不好，人才浪费，如遇大疫，大医院各种病人太集中，交叉感染，成为疫情爆发的策源地，此次新冠疫情爆发，教训极为惨痛。

何况，公立大医院用垄断高水平医生和高档设备而垄断医疗市场，挤垮中、小医院，没有竞争对手，可以随意用明、暗两种手段提高药品价格和服务价格，造成药价虚高、看病贵。

医疗服务体系的此种缺陷其实早就存在，所以医改之初就有人提出‘分级诊疗’的设想-----让百姓有病都到基层首诊，处理掉大部分一般病症，少数疑难重症推荐到对口专科医院就诊，专科医院再把需要疗养和慢性病人转到基层，由家庭医生指导疗养，患者省钱，也减轻大医院负担，也节省高级医疗资源。

这个设想无可挑剔，非常完美！但使用的手段都是习惯性的行政化手段，医改十年以来，各级政府出台多种分级诊疗策略，最后都不了了之，没有可行性，人说：‘设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至今‘分级诊疗’仍然停留在设想之中，没有落实，仍然是海市蜃楼。

实践证明用行政化手段搞分级诊疗行不通，例如：为了强基层，政府临时筹措一笔资金，给某地基层医疗机构发人员工资、添设备、建楼房，但不能产生长效机制，也不能吸引合格医生到基层来，患者还是不肯到基层首诊。政府曾用增加基层医保报销比例吸引患者到基层首诊，但谁都不肯为多得几个医保资金而被误诊。政府曾做指令某些医生与家庭做签约试点，也没形成家庭医生机制。行政化分级诊疗无异于削足适履，根本行不通。

其实，2009年的第一部医改方案中，就已经找对了路子：‘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其中就提出用‘建机制’办法强基层，让基层有合格医生，吸引患者到基层首诊。

但人们都没有理解什么是‘建 机制’，十年医改，也没有‘建机制’，所以基层没有强起来，基层没有合格医生，患者不肯到基层首诊，分级诊疗也没有成功。

何为‘建机制’？‘建机制’就是用市场无形手，构建资源自由流通的市场环境，让资源自动流向基层。在 经济领域，资源自由流动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相结合’，如今已经上升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特区也叫‘自贸区’，特区‘特’就特在构建自由流通的市场环境。

同样，医疗服务业要发展，也必须构建医疗资源自由流通的市场环境，使人才、资金、技术、药品、设备自由流动，尤其是人才自由流动，当基层缺少合格医生时，人才就会自动向基层流动。

其实，在正常的市场之中，资源流动是自然现象，哪里资源短缺，价格升高，出现商机，被有识之士发现，人才、资金等就会迅速涌来，直至达到供需平衡，价格回落。

如果我们的医疗服务市场是正常市场，基层缺少合格医生，出现百姓看病难时，合格医生就会迅速涌来办诊所，直至饱和，解除看病难。

看周边， 台湾、韩国、日本、俄罗斯，居民区都有很多私人诊所，有高水平医生坐诊，我国早年基层也有很多诊所，有名医坐诊，患者有病大部分就近解决，只有少数疑难重症被基层医生指导到专科医院就诊，没人特意提什么‘分级诊疗’，但分级诊疗却是自然生成，轻而易举， 而我们现在的分级诊疗为什么如此之难？就是因为我们的市场不是正常市场，公立医院之间等级高低不平等，公立民营体制待遇不平等，市场沟洼不平，资源不能正常流通。

所以，我国医疗行业要实现分级诊疗机制，需要做两项改革：

一、铲平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之间的不平等，铲平公立大、中、小医院之间的等级不平等，铲平公立、民营之间的体制不平等，废除特权垄断，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排除资源流通的一切壁垒，形成医生自由职业机制。

二、资源流通的内动力是靠‘营利性’驱动，市场中的所有商家都是营利性的，所以市场化的内动力最强，效益最高；而公立医院是非营利单位，没有内动力，全靠外力驱动，所以成本高、效益低。

人说：‘追求私利者，可以产生公共服务，而那些名为公共服务者，实际  做不好共服务‘。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例一：政府行政化管理农业生产时，粮食年年歉收，全国挨饿，公共服务 如何？；农民承包土地后，为私利种地，粮食年年丰收，市场上粮食充足，国人丰衣足食，公共服务如何？

例二、计划经济时期，国营商店为公共服务，店员傲慢；改革开放后， 店员为了营利，服务热情周到，送货上门，公共服务天壤之别。

例三、十年医改之前，基层还有些私人诊所，医生能够上门服务，百姓看病很方便；而新医改在‘回归政府责任’的口号下，公立医院大肆升级，挤垮基层医院，私人诊所全部倒闭，有的也已升为二级医院，医生地位也高了，医生‘往诊’也不见了，公共服务哪里去了？才想起‘家庭医生’的好？办不到了！

行政化分级诊疗，没有可行性！如果借助市场之手，分级诊疗自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