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目前生活在美国的一名瑞典人，对瑞典医疗保健有切身体验的我，对于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H. Frank）教授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在奥巴马医改计划上，瑞典人可以教会我们什么》一文中宣传的错觉，必须有所回应。

读到这些来自经济学教授，却与基本经济学理论脱节的东西，真是令人惊奇。但暂且不谈理论，弗兰克教授只要实地考察最近的公共急诊室，就足以无可挽回地粉碎他所有的幻觉。现实情况是，瑞典医疗保健是中央计划悲剧的完美例证。既昂贵——雪上加霜的是——还让无辜者白白送命。

作为社会民主党建设“人民之家”（Folkhemmet）计划的一部分，全民免费医疗在上世纪50年代推行。这个宏伟抱负还包含全面免费教育、为穷人提供现代住宅、强制政府养老计划，等等。姑且疑罪从无，假设计划鼓吹者拥有良好的意图；可往往是良好意图，铺平了通往地狱终点的道路。

这个计划推行还没多久，在各个方面就已陷入灾难，现在，甚至随便找个路人，都明显知道这一点。他也许不能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但他能够明白，这个体系绝不像宣传的那样可行，并且情况在迅速恶化。

在这个乌托邦计划开始以前，瑞典拥有可以说在文明世界当中绝对最低的税收，毫不奇怪，生活水准位居前列。而这个计划，将瑞典变成一个全球第二高税率（仅次于丹麦）、通胀猖獗、经济不断衰退的国家。

医疗保健在经济学上毫无神秘之处——它只是一项服务。就像其他服务一样，在自由市场上能够以可承受的价格及不断改善的质量充分提供。但也像其他任何服务一样，当中央计划者将手伸向它时，就会发生故障。宣称医疗业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失灵”，就如同说前苏联的面包生产存在市场失灵。

让我们看看，由瑞典政府（当然也就是由纳税人掏钱啦）提供免费医疗之后发生了什么。注意同样的经济法则及激励也适用于政府决定接管及免费提供的任何服务。同样法则也差别甚微地适用于奥巴马医改计划。

在瑞典，免费医疗一开始尚被认为仅仅提供给穷人。对那些喜欢原有医疗服务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当政府突然提供免费选择，许多人为求免费医疗而舍弃他们的私人执业医生。公共体系不可避免地扩张，而私人医生则失去患者。然后，他们要么被迫接受公共体系的雇佣，要么离开这个行业。最终结果是铁板一块的公共医疗。在它的运营中，我们能发现弗兰克教授所称的规模经济吗？或许。但只要考虑到管理这个体系的官僚机构不可避免的扩张，就算有规模经济存在，也会被其成本及低效抵消殆尽。

这样的结果在瑞典显而易见。只剩下极少数私人诊所。除此以外，大部分从业者都被吸纳为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庞大的官僚机构被架设起来，以实施对公共医疗及伪私营医疗所必要的中央计划。

每四年一次选举时，瑞典人对三个层面的政府投票：国家、省及地方政府。省政府是中等水平的地区性政府；有二十个这样的省政府。它们几乎全力经营公共医疗，但总是资金匮乏，常常入不敷出。

自由市场制度优势在于供求共同形成价格，我相信德高望重的弗兰克教授知道这一点。价格对医疗从业者发出信号，告诉他们：病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评价最高的又是什么。假如对心脏手术的需求激增，其他条件不变，服务价格也随之看涨。医疗从业者会被提升的价格引导到能获取更高利润的领域。会有更多的医生愿意提供心脏手术，实施心脏手术的产能提升，增长的需求得到满足，价格又会开始回落。某些人抗议说：医生靠最大化利润，借病患的苦痛过上好生活，这是不道德的。但比起凭借大家的饥肠辘辘盈利赚钱的农夫，这究竟又有何不道德可言？

自由市场制度就是这样，借助系统性地分配生产能力（“供给”），从而迅速满足患者的需要（“需求”）。对更低价格及更高质量的努力追求，由于竞争总会带来额外利益。这个法则对于医疗、手机或园艺服务都同样适用。

公共医疗体系的官僚机构，既然无法利用市价分配资源，就必须采用其他手段。首先，根据预估需求，猜测骨折、心脏手术、肾移植来年的数量，试图进行计划指导。这些瞎猜注定枉费心机，后果是某些领域短缺而其他领域过剩——同样地——转化成人道灾难及经济浪费。

没有利润动机，就无适应实际情况的动力，也就无法将昂贵设备利用到最优水平，无法让服务水准提升，无法让病人得善待而有尊严。所有改变都必须由高高在上的计划者靠命令往下推动。最让医生及护士沮丧的是：他们不能自由地将技艺发挥到极致，不能尽其所能地帮助患者。许多最好的医疗从业者选择改行。

虽然不大可能用数字描述，但瑞典的医学职业技能水平明显低于美国。从多个层面，从医生甚至到学生，都能发现这一点。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医学院的学生，他在一家瑞典大医院呆了一年。当他察觉到瑞典学生们从未在手术室里多花时间，就深感震惊；这里没有追求最优秀的动力。当然也有人无悔地热爱本职，工作出色，但这个制度不利于这样的态度。

经济计划总带来失败。当计划者开始意识到市场的优越性，却依然固执己见。他们宁可尽量模仿市场，使用“新公共管理”、代金券制度或医疗交易所这样的时髦技术。通常，这些解决办法的结果，甚比彻底的计划至更具毁灭性。为使系统运转，他们不得不把每种医疗情况简化成代码，每个病人简化成ID号，每个疗程简化成计划（武断的）成本及收入数字。

一家主流报纸最近披露，医生被要求根据病人成为未来纳税价值来区分优劣次序。老年人的未来纳税价值当然较低，所以在这套机器中自然列为劣后等级，而更得不到适当治疗。在私营医疗体系中，你可以决定自己的优先等级，例如你可出售房屋，将收入花在恢复健康上。在社会主义的体系中，别人为你设定优先等级。

我们知道，每个计划-诱导行动都会导致五个自相矛盾且始料不及的反应，每一个又会招致更多计划-诱导行动。最后以像瑞典这样的失败体系而告终，那里的服务是“免费的”，却并非轻易得到。

在瑞典，对于非危重病例而言，你必须到公共“医疗中心”。对从普通流感到脑瘤的任何病症，这里永远是起点。你必须根据你的医疗服务区域去指定的中心。接诊只有通过预约。这些中心每个早上通常有30分钟的窗口，这时你可申请其中一个预留空缺。注意要提早预约，否则轮不到你。而同一天很难得到约诊。你会被分派给一个全科医师，也许你以前从未遇见这个人；很可能是连一口瑞典语都说不好的外乡人；很可能是一个讨厌自己工作的家伙。假如你情况严重，就会踏上转介专科医生之旅。这个过程会耗费数月。与弗兰克教授所认为的相反，这并非该体系确保最大产能利用率的“特色”。这是中央计划不可避免的特色，类似于苏联等候面包的长龙，没人称其为“特色”。

这个医疗“等候长龙”就是死地绝境。当一位病人得以见到专科医生时，他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救治，这样的事极为常见。转介落空是家常便饭。官僚体系造就无精打采、冷漠无情的雇员，拒绝额外帮助，不为失误负责。

假如你情况危重，你会到一家像前苏联那种庞大规模医院的急诊室。弗兰克教授盛赞这些大得异常的设施提供了“规模经济”。斯德哥尔摩有两家大型医院。2004年它们由一家知名咨询公司合成一家。“合并”当然是失败的，所以多年来讨论再次把它们分开。

急诊室完全是不同的体验。除非你呼吸困难或大出血，你等上5-7个小时就能见到医生。但你只能在工作日及办公时间才能期望这个“高”水准服务。非办公时间或周末情况就糟透了。医生大多忙于为中央医疗部门填表，在小方格上涂划代码以完成履职报告，而不是去探视病人。患者立即见到医生的案例虽有报道但也极为罕见。

关键是要在六至八月份以外计划好你想要解决的重大健康问题，因为医院在夏季实际上关停休假。

由于缺少利润动机，免费服务不仅糟而且贵。一家大银行（瑞典银行）最近发表一份报告，指出每个赚钱谋生者平均要向政府上缴70%所得，包括从薪水当中无形扣下的一大笔钱。随着时间推移，免费体系越来越贵，因此，即使税收不断增长，弥补也变得不可能，每年都有更多病情被列为非威胁生命而不再予以覆盖。

在中央计划失败的最后阶段，计划者干脆放弃。他们想要从整个事态中脱身，于是决定“私有化”医疗服务。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们将医院贱价甩卖给关系好的“企业家”。计划者将自己转变成质量监管和保障者，从而制造一个高度保护的“市场”，那里的“企业家”只被要求提供政府-质量的服务，却索要政府做同样事情花费成本决定的价格。显然，这里形成的永久利润空间如此巨大，足以让你驾着救护车穿过，却没有竞争来阻止这一点。

这个情况，不仅是在医疗行业，而且在所有伪私有化及严重管制的行业，如教育、制药、养老当中，都是极为普遍现象。

当人们发现，巨额利润被转移到避税港，医疗行业中的利润又被迅速非法化，这个行业被政府国有化。兜了圈又回到原点。

以上是事情的明显经过。在瑞典，各政治派别及媒体专家都广泛一致地同意，医疗行业中尤其是税金上的利润是不道德的，应予取缔。为此说不定哪天就会立法。

瑞典的私人医疗市场小到可怜。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因为大家已为所有“免费”的东西缴纳近70%的税收。然而，政客拥有私人医疗保健，这些自然由纳税人支付。他们看起来如此特殊，为别人设计的医疗体系，对自己却不适用。

当我的家庭搬到美国，光办好医疗保险就花了三个月。这期间，家人不小心折了腿，我们在半小时车程外找到一家“五分钟诊所”，拍片、矫正及打石膏，没有等待——全部费用200美金。这样的服务，瑞典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尚未被政府完全摧毁的市场，能创造价廉物美服务的案例。

美国以保险为基础的医疗服务如此昂贵，是因为这个行业的过度管制，还因为法定关联同样过度管制的保险业。管制保护这两个行业免受竞争。奥巴马医改计划无疑会使它们更加昂贵、更加官僚主义、更加难以获得。修复美国医疗保健的方式，是切除中央计划及管制的毒瘤，而不是更多地移植中央计划及管制。

我已看到（和生活在）美国医疗保健的未来，它（奥巴马医改计划）绝对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