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更靠近现代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和其他一些殖民地政府所实施的食品价格控制，差点让乔治·华盛顿的革命军活活饿死。宾夕法尼亚特别地对“那些军需用品”施加的价格控制，造成军队所需的几乎一切物资严重短缺。大陆会议在1778年6月4号明智地通过了一项反价格控制的决议，内容如下:

“鉴于经验表明，对商品价格的限制不但事与愿违，还产生了许多恶果——在此决议，建议几个州废除或暂停一切限制、监管或控制任何商品价格的法律。”

舒廷格和巴特勒也写道，“这项政策变革的直接结果是，到了1778年秋，军队的补给就恢复得相当不错了。”

法国政客在大革命之后重蹈覆辙，于1793年颁布了《全面限价法》（Law of the Maximum，法语：Loi du Maximum général），首先对谷物，接着对一长串名单中的其他物品，实施了价格控制。可想而知的，“在一些[法国]城镇，许多人食不果腹，由于缺乏营养，纷纷倒毙街头”。

一个来自各省的代表团写信给巴黎的政府，宣称在新价格控制法实施之前，“我们的市场一直不乏供应，但就在我们固定了小麦和黑麦的价格之后，就再也见不着这些谷物了。只有不受《全面限价法》约束的商品才得以进入市场。

在这部灾难性的价格控制法害死了成千上万人之后，法国政府被迫废除了它。后来，在罗伯斯庇尔被押往刑场时途经巴黎的街道，人群纷纷喊道，“肮脏的‘马克西姆’（Maximum，罗伯斯庇尔全名是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Maximilien和Maximum形音近似）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经济政策方面，美国的中央计划者显然和纳粹一样具有极权主义思想。在战后占领德国期间，美国的计划者们相当欣赏纳粹的经济控制，包括价格控制，所以这些控制在战争结束后都被保留了下来。连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都在向美国战地记者亨利·泰勒（Henry Taylor）斥责这种政策的愚蠢！舒廷格和巴特勒在书中重述了戈林的话：

“你们美国在经济领域正在做很多事情，我们曾发现做这些事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你们想控制人们的工资和物价——人们的工作。如果你们这样做，就必须控制人们的生活。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只控制一部分。我尝试过，但失败了。也没有哪个国家能一直控制下去。这我也尝试过，同样失败了。你们并不是比我们更好的计划者。我觉得你们的经济学家应该了解一下在这里发生过了什么。”

在1948年的一个周日，德国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终于结束了对价格的控制，美国占领当局这天没在办公室，没法制止他。这催生了“德国经济奇迹”，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奇迹，而只是回归常识：让价格由市场而非政客来设定。【据经济学家威廉•彼得森所述：“1948年，6月份的一个星期日，没有得到盟军军事占领当局（他们当然不在办公室）的知情和同意，西德经济部长艾哈德单方面勇敢地颁布一项法令，消除配给和工资价格控制，并引入新的硬通货：德国马克。该法令立即生效。艾哈德对感到震惊的德国人说：“现在你们唯一的配给券就是这个马克。”——译者注】

价格控制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9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能源危机的原因。四千多年来，各式各样的独裁者、国王、专制君主和政客都认为价格控制是对公众“仅凭空口就能做出”的最终极承诺。而四千多年来，结果也一直是相同的：物资短缺、产品质量降低、由犯罪分子操纵的黑市日益猖獗、行贿受贿、一国生产能力遭到破坏、经济混乱、创造出大规模的价格控制官僚机构和警察国家，以及权力危险地集中到了价格控制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