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说“当今在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在笔者看来，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一门有关社会分工合作的底层逻辑的科学，对经济学的否定，使人类社会失去了一个使自由、和平繁荣得以可能的重要理论。俄乌问题、美联储加息与对付疫情的政策等等，凡是与人的行动相关的，都是“经济学”问题。如不遵循经济学理论给出的法则，便容易采取不利于个体幸福增进的制度与政策，使经济社会遭受重创。人为的灾难有很多形式，如战争，贫困与奴役等，但根源上说，这些灾难都源于对经济学理论的否定。就对经济学的否定而言，这个世纪与上个世纪相比没有根本改变。

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开始，经济学家把经济学视为研究财富现象的科学，后来意识到这个定义有问题，不再用人类活动的某个方面来定义经济学，而是把经济学建立在个体需求之上，这产生了以主观价值思想为代表的边际革命，米塞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行动学，这个摸索的过程花费了几百年。作为行动学一个分支的经济学，最为充分地揭示了社会合作原理，它构成自发秩序的理论基础，也使经济学成为反乌托邦的利器。

但与奥派的发展方向不同，边际革命之后的主流经济学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也就是强调均衡，而活生生的人的行动被忽视。这种均衡思想预设了不同个体间行动的协调（分工合作）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是一个“最优”问题，包括个体的与宏观的最优，它也指向了使用数学或计量方法的实证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总量或平均数成为追求的目标，经济学变成统计学或历史学的分支。

这事实上是使经济学退回到威廉配第时代。配第是统计学家，也可以认为是最早的宏观经济学家，他写了一本《政治算术》的书，该书用数量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为国王服务。类似地，现在那些使用统计方法的经济学家，也是在为政府服务，如“研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

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关乎“不同个体将的行动如何才能协调”这一问题的，经济学理论正是为如何更好地实现协调（分工合作）提供指导原则。由于上述各种人为的灾难，都可以归为协调的失败，因此我们才有理由把它们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认为对经济学的否定，是各种灾难的根源。

实证主义是用经验来解释经验，验证假设，这样的研究方法必然包含着“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与权力的“任性”是相通的，为政府制定与普遍法则相背离的制度与政策提供依据。实证主义经济学已经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如一大批实证主义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给出了错误的解释，他们往往只根据观察，凭借经验得出结论，而没有运用理论去理解现象。

使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正是它是从有目的的人的行动出发构建的一个逻辑体系。人的行动的目的性是一个“事实”，经济学基于这一事实，如忽视这一事实，将无法理解有目的的人的行动构成的世界。经济学独立于研究的对象，但能够对真实世界给出信息，因为真实世界也是有目的的人的行动的结果。

相比之下，主流经济学忽视了这一事实，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所谓的经济活动（如经济增长，就业，投资，消费，产业等等）的科学，如宏观经济学就是如此。当用某种现象来定义经济学时，自然就看不到经济学是作为先验理论而存在的，也必然导致大量采用统计、计量或其他自然科学方法的实证研究，甚至错误地认为统计、计量技术就是经济学理论本身。如从“人的行动”出发来理解，自然地就会发现，并不存在什么“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之分，所有的活动都是“经济的”。当人为地区分“经济的”与“非经济的”之后，就制造了分裂和冲突，认为存在“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如政治利益），甚至认为“经济利益”要服从“政治利益”等，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分，因为所有的利益都是个体的，主观的。

用“经济现象”来定义经济学的做法，其实早被边际革命与行动学所纠正。但是主流经济学仍然是这样做的，这种研究导致经济学的“去理论化”，使经济学成为一种实证的技术，而不再具有理论的属性。在实证研究中是没有“锚”的，“好”与“坏”全凭政府或研究者自己的看法，并把统计数据的高低作为追求目标，如认为CPI在某个区间是“好”的。但是，个体的幸福究竟是增进了还是减少了，实际上是无从用CPI来说明的。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当企业家才能得到发挥，分工合作得以促进时，个体的幸福会普遍得到增进，但它与统计指标（如CPI）没有必然关系，即不能从统计指标中推出个体幸福的增进或减少。

经济学理论与合作法则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经济学理论揭示普遍的合作原理，而普遍的合作原理指向普遍的合作法则。当经济学理论被忽视或否定时，也必然导致合作的法则被忽视或否定。如果人的行动没有法则为依据，那就为人为的干预、操控或“人定胜天”打开方便之门，这也是灾难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