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反对医疗市场化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如果医疗变成生意，那么医生会想办法让你小病大治，让你多消费，病人就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

　　 这种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各个社交媒体上无数个点赞。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李玲说，他们去完全私有化的宿迁医院考察，发现病人们消费多了，频次增加了，检查增加了，虽然单次消费价格低了，但人均医疗总支出增加了，她甚至说，中国人均医疗次数达到了五六次，发达国家只有两三次，这是不正常的， 这是因为医院诱导病人消费的结果。

　　 李玲所说的以上现象，我的解释如下：

　　 一、改革开放的结果

　　 医疗是一种消费，一个人要消费多少次医疗，取决于他的经济实力，而不取决于医生。

　　 在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农民们大部分还是从事农业生产，得了大病，当医院说出治疗价格时，他们一声不响，就把人抬回老家，因为治不起。

　　 平时，他们有个小病，根本不去医院。不要说治疗费用了，就算是坐车去一趟县城，对现金有限的农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医院不管是什么机制，想让这一批人掏钱看大病是不可能的。在贫困的时代，不是小病大治，而是小病不治，大病也不治，只有家里最为重要的劳动力，面临的疾病是可能治好的，才会到处借债去治病。

　　 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人的生产率上去了，收入增加了，这时，从城市到农村，所有人的医疗消费能力才会增加。

　　 小病不看，就容易变成大病，慢性病不处理，就可能变成致命的病，这些常识大家都知道，有了消费能力以后，就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于是，去医院消费的频次就会增加。

　　 不要说宿迁，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任何行业，如果是当地正处在一个快速的经济发展期内，那么，所有行业的消费频次都会快速增加。

　　 生产能力决定了消费能力，四十年来中国普通人加入了世界分工，使得他们的生产能力变强，消费能力也变强了。

　　 印度的医疗市场化搞得不错，虽然有免费公立医疗，但其国民七成以上的就诊发生在私立医疗，但印度为什么人均寿命还是低于中国，原因是，印度的改革开放没有中国做得好。

　　 印度人还有近一半的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生产能力有限，因此，哪怕印度有发达的私立医疗体系，又便宜又好，但是，这些人的生产能力不行，导致消费能力不行。

　　 如果今天印度的私立医疗体系全部可以自由来到中国经营，那么，中国人会消费更多，因为价格更加便宜。

　　 二、医保的结果

　　 官办医保本质是一种向年轻人征收税款，给老年人花的一种财富分配模式。

　　 他与家庭中的年轻人支付老年人的医药费不同。

　　 由于是向陌生的年轻人征收的税款，老年人不会心疼，会加大消费频次和消费金额。

　　 如果是儿子为父母看病买单，大多数情况下，父母们会心疼儿女，会尽量减少医疗消费，以减少子女的负担。

　　 但官办医保将这种代价转移到了陌生人身上，每一个人都不知道真实的代价到底是由谁支付的，随着医保总金额的上升，报销范围的增加，报销比例的上升，医疗消费的频次也会一步一步上升。

　　 三、社保的结果

　　 城市老人有了退休金，还有医保报销的权力，这时，他们医疗消费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城市退休老人，大部分能通过退休金就能拥有储蓄。

　　 改革开放还让老人的儿女们收入上升，不少儿女经济条件更好的老人，还可以得到儿女的资助。于是医疗消费能力进一步增强。

　　 这也导致了中国老人的所谓过度医疗。

　　 实际上，在临终治疗中，花费的治疗费用往往非常高。

　　 在高收入国家，每年的支出总额中，死亡患者的治疗支出比例非常高， 全人口年度卫生支出的8%至11.2%用于不足1%的当年死亡人口。

　　 生命最后一个月的照护费用高昂、医疗费用，往往是一个天价。

　　 这种现象在全球实施官办医保或免费医疗的地区很常见，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上海每位市民一生中68.6%的医疗费用发生在65岁以后；41.7%的医疗费用发生在65岁到84岁；死亡前1个月的住院费用占临终两年总费用的38%。

　　 这才是真正的过度治疗。这种过度治疗恰恰不是市场化医疗的现象，而是官办医保和免费医疗的现象。

　　 因为代价不完全由患者和家属承担，人们才会在这种没有必要的治疗上花费巨资。

　　 这不是由医生可以决定的，大部分医生往往会告诉患者需要的花费，由患者和家属自行决定。

　　 在一个自负其责的市场中，高龄老人的医疗消费，完全由家庭承担，甚至不会有商业保险承保，因为风险过高，那么，不管是老人自己，还是子女，都会控制这种没有必要的开销。

　　 四、医生没有办法让病人多消费

　　 所有的行业都想让你多消费，洗脚的小妹也会在洗完第一个钟后希望你加个钟，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饭店老板也希望你进门就点个龙虾。

　　 但你要不要消费，当然是自己要理性选择的。

　　 之所以检查更多，更多是病人们的担心，和高科技设备的普及导致。不做更加详细的检查，就有可能误诊，有可能将大病当小病治，甚至出错。

　　 各种检查设备的供给量增加价格下降，以及人们消费能力的增强，让消费这种检查的数量变化，而不是医生的所谓诱导。

　　 有医保报销后，做一个核磁甚至可以只花几十块钱，而我在十年前做一次是一千块。

　　 医生当然希望检查越详细越好，这是有利于他的，不仅收入会增加，还能减少误诊率，提高他的治疗准确性，有利于一个医生在市场上的商誉。

　　 但医生们比谁都懂，他知道谁有消费能力，谁能买得起单，他会问你有没有医保，是不是自费，如果没有医保，只能自费，他往往会站在患者的经济能力的角度，为他提供最为经济的方案供其选择。

　　 因为医生希望有好名声，好名声是商誉，才能持续为他带来收入。

　　 任何一个市场中的商家，都想多卖货，但都不能乱卖货，因为欺骗消费者的结果，就是商誉受损，市场上都会骂这个商家。

　　 但凡是自己做过几天生意，都不会认为做生意，可以随便让顾客消费，否则哪来这么多企业倒闭？

　　 第五，发达国家消费数量少的原因

　　 发达国家要么实施了免费医疗，要么是美国那种高度管制下的畸形体制，他们都不是市场化的医疗体制。

　　 在非市场化的体制下，消费变少，是一个正常现象，就是供给量少，价格贵。

　　 即使是免费医疗的加拿大和英国，其本质也是贵。

　　 只有贵，才会排队，说明供给量不够。如果是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怎么可能会让病人排队？有生意不做？这不是疯了吗？全世界的人需要排队买手机吗？需要排队买衣服吗？

　　 欧美控制病人消费频次的方法是家庭医生制，这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医疗资格审核制，就是你要看病，得先过他这一关，让他同意，你才有资格进医院。

　　 中国的医疗改革人员基本缺乏经济学常识，他们以为国外就是先进的，甚至在中国也要推所谓的三级诊疗体系。

　　 李玲自己还在国外留过学，怎么可能不知道欧美医疗体制的灾难？

　　 拿所谓发达国家的医疗数据比，就是扯淡。

　　 第六、中国医疗应该怎么改？

　　 中国医疗在世界上相比，是算是不错的，原因是在九十年代时，就不再将医院视为全额财政拨款单位，而是让其自负盈亏，其实就是改造成为了国企。

　　 也即虽然是公立医疗，但区别于英国和加拿大的公立医疗。英国和加拿大是政府制，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在医疗领域消灭了价格，由政府来分配，医生变成公务员，全部由税款支付。

　　 国企制，当然不如完全的市场私企制，但也比政府制要好得多。

　　 也因此，海外的华人碰到健康问题往往第一时间回国治疗，因为半市场化也比计划经济要好。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其实有非常好的开始，在九二年就计划将医疗教育产业化，并出台了正式的文件，但这么多年来中，各种知识分子疯狂反对，导致这两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中断，甚至倒退。

　　 今天的医保，其实是将医疗领域的消费者机制消灭了。现在的现象是，政府医保压力越来越大，拼命控制费用，拼命增加收入，他们在与无数医保获益者暴增的需求之间进行博弈。

　　 这种模式下，也将使得医院的自主能力逐步消失。因为医院必须服从于消费者，以前是一个一个消费者的决策在决定着医院的行动，而现在，是由一个消费者在决定。

　　 在这种模式下，哪怕全部是私立医疗，依然存在巨大的问题。

　　 所以，医疗问题，不止是公立私立问题，他包括医院体制，医生体制，医保体制，药品监管，对外开放，等等一系列问题。

　　 任何一个领域的市场化，都会带来供给的增加，任何一个领域的管制，都会卖到过度消费，或排队消费。

　　 把他当个屁放了，让他和快递一样发展，很快你就能见到医疗和快递一样，从十几块一单，变成五毛一单。

　　 可惜，人们太重视医疗，太想干预医疗产业，越这样，这一个行业越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