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华网“医改专题”再次登出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在中国医院论坛上的发言，内容为其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提出的3条医改建议，宗先生殚精竭虑、为民祈愿，出发点固然可嘉，但遗憾的是，宗先生虽然看准了当前医改最为严重的问题，但可能受到了某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因而误诊了病因，开出了3剂糊涂“药方”。 

糊涂药方1：要加大对基层设备上的投入

宗先生认为，看病难主要是在大医院，一方面大医院人满为患，比超市人还多；另一方面小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没有什么人去看病。可以说，宗先生一语道出了当前医院就诊两极分化、“冰火两重天”的扭曲现实。其进一步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小医院对医疗设备投入太少，设备比较差”，继而开出“药方”--“要加大对地、县级医疗机构的投入，提高它们医疗设备的水平。”

宗先生的建议似乎与某些官员的观点极为相似，他们抱怨政府投入不足、必须加大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入。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宗先生对实际情况缺乏调查了解，也可能是接触官员太多，受到的误导太深，故而得出“政府投入不足”的结论。而现实情况是，官员们大叫“政府投入不足”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支配资金的权力，是为了权力寻租，宗先生上当不浅。实际上，新医改7年砸下6万亿，其中给基层医疗机构设备的投入高达1300亿元，投入力度前所未有，但结果是大量设备的闲置浪费和设备采购中的巨大腐败。

    2013年《中国经济周刊》就曾有报道，“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200余亿元用于医疗设备购置，但基层医院的设备（器械）使用率不足40%，设备闲置是基层医院的一个普遍现象。

2014年，四川省农村卫生协会到该省10个县（市）的309个乡镇卫生院进行调研，国家于2005年~2012年通过中央补助基层设备采购项目等为各县乡镇卫生院购置医疗设备，调研统计10个县（市）千元以上的医疗设备共计5236台（件），而抽样调查显示设备闲置率达48.9%。

2015年，《华商报》12月17日报道，“陕西商州城区陈塬、城关、大赵峪、刘湾4个街办居民反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的X线（放射室）等设备常年不用，其他的心电图、B超、化验等设备使用率极低，实属浪费。”

新医改以来，国家对基层公立医院投入巨大，一个医院的设备购置投入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千万，而与此相伴的是医疗设备采购腐败窝案的不断上演，从地方卫生行政官员，到医院院长、科室（采购、财务）负责人，通过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的招标与评标、医疗专项经费分配、设备款拨付（及时结款）等名义和途径“层层吃手”、“雁过拔毛”。

2014年，广州市卫生局原副局长邱春雷受贿415万元一案，有410万元来自医疗设备供应商。《法制晚报》根据公开资料统计，2014年全国24名落马院长中有六成以上涉及设备采购受贿。

2015年，陕西咸阳、安康、汉中3市6家公立医院8名正副院长涉嫌在医疗设备采购中受贿，浙江省永嘉县8名医卫干部在医疗设备采购中受贿，安徽16家县级公立医院院长落马，呈现“塌方式”腐败。

2016年，4-7月短短三个月便有115位院长落马，其中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院长就占了80%以上。

政府巨额的投入换来的是设备闲置和寻租腐败，宗先生确实中了某些官员的“奸计”，让您这个德高望重的企业家及全国人大代表来为他们“站台”、“背书”。

糊涂药方2：用行政化的“分级诊疗”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对于解决看病难，宗先生还建议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宗先生回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说，“首先是在卫生所看，看完后卫生所开了介绍信才能去市级医院去看，市级医院开了介绍信才能到省级医院就诊。现在病人都涌到大医院看病，没人在基层医疗机构看病。”实际上，在这一剂“药方”上宗先生依旧犯了“抱薪而救火、饮鸩而止渴”的错误。因为，造成三甲人满为患、基层门可罗雀的“症结”就在于基层医疗机构采用了“吃大锅饭”的政策。

 “吃大锅饭”来自于计划经济的思维，认为医疗是特殊行业、不能市场化、不能逐利，让基层医疗机构“收支两条线”、实行药品“零差率”、医生拿公务员工资。在“大锅饭”体制下，医生丧失了积极性，优秀的医生不可能呆在基层，而愿意或不得不呆在基层“旱涝保收”的绝大部分都是空有文凭与资质的庸医、刚毕业无经验的医生，甚至是吃闲饭的三亲六戚。“大锅饭”让基层没有可以看病的医生，病人是跟着医生走的，没有合格的医生，无论怎么强迫，患者也不可能拿着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不会到基层去就医。基层医疗机构在巨额财政投入下即便设备齐全、装修豪华、看病不要钱也没有人去，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被彻底摧毁，导致了医生、病人奔三甲。

再则，当前医生不能自由执业，行政配置资源下的医院等级制度又使得有限的资源（人财物）必然要往高处走，这就决定了基层医疗机构不可能有真正的医生。世界各国基层医疗服务都是由私人诊所、自由执业的全科医生来完成，在医生自由执业的政策指引下，基层医生的技术水平和薪酬待遇与任何其他医疗机构的医生相比都相差无几，这是他们成为患者健康“守门人”的前提条件，因为病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是重还是轻，病人就必然会找一个能信得过的医生。而在我国的基层医疗机构，没有自由执业的政策体系与环境，医生被政策性地界定为低收入、低水平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他们注定不可能被病人所信任，所以承担不了“守门人”这一重大职责，这也是基层门可罗雀、大医院人满为患的重要原因。

综上，要想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根本办法不是加大政府对基层医疗机构设备的投入，也不是用分级诊疗和行政权力强迫患者去基层就医，而是在于让医生“自由执业”，允许医生开办私人诊所，政府需为医生自由执业创造条件，让老百姓用脚托票，让市场来决定一个医生的价值，这样有水平、有技术的好医生就会主动下沉到基层，为患者提供高质量、近距离的服务。

糊涂药方3：用“定点生产、药品专卖”解决药价虚高

“老百姓看不起病，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药价贵，药品价格是其成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为此，宗先生建议“对药品实行定点式生产和药品专卖，给药厂制定合理的利润，然后直接卖到地、市医药公司，再由医药公司直接分到医院，这样流通环节就打通了，把药价降下来。”

宗先生的确抓住了看病贵的关键原因就是药价虚高，但“定点生产、药品专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昏招。因为“定点生产、药品专卖”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必定产生高价，竞争才能让价格合理，用行政管制替代市场机制是不可能解决药价虚高问题的。大家想象一下香烟专卖的结果就知道了。

毫无疑问，所谓“定点生产、药品专卖”将会大大增加有关部门的行政权力，如确定定点生产企业的权力、确定药品专卖经营企业的权力、确定药品生产流通环节价格的权力等等，无疑增加了寻租空间，也进一步增加行政腐败的发生概率和规模。不要说品种规格繁多的药品，即使像粮食和棉花这样的单一产品，当年实施统购统销体制的结果也是效率低下、腐败丛生、亏损严重，财政不堪重负，老百姓怨声载道，最后不得不放开竞争、走向完全市场化。

从宗先生提出的解决方案看，宗先生并没有搞清楚我国药价虚高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我国药价虚高愈演愈烈不是市场化过度造成的，而恰好是政府伸手过长造成的，具体而言是由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药品零差率这两项不当管制政策所导致。

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下，有关部门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对药品进行医院准入定价，而药品在医院的销量取决于给医生回扣的大小，回扣空间大的销量急升，回扣空间小或者没有回扣空间的则在竞争中折败，而药企获得回扣空间的前提是通过招标定一个高价甚至是“天价”，这就需要企业对招标部门进行公关。回扣的刺激成为了医生“大处方、滥用药”巨大的利益驱动力，据央视等媒体报道药品回扣平均占到中标价的40%，而在药品集中招标的政府定价之下，医院、医生更不用为采购、处方含有巨大回扣空间的高价药而担责，其结果是药越用越贵、越开越多，患者饱受药害之苦。

药品零差率政策的危害则更为严重。零差率即公立医疗机构药品进什么价就卖什么价，相较于之前实行的顺加15%政策只是砍掉了明面上的15%，但丝毫没有触及药品中标价中占比更大的回扣，并且医生拿回扣还无损医院利益，造成药品回扣从大医院向基层蔓延，严重泛滥。

因此，治理药价虚高、打击药品回扣的根本之道在于取消对于药品价格的不当管制，建立让医院、医生从节约成本中获得收益的机制，提高医院降低药品采购价、医生处方合理药品（非回扣药）的动力，从而逐步减少大处方、滥用药的发生，患者将最终获益。政府所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在于，实行药品医保支付价动态管理，借助市场机制对药品医保支付价格进行周期性（每隔1-2年）动态调整，让药品价格维持在合理区间。

以上为政策制度层面。实际上，造成当前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药物滥用的根源更在于我们在医改认识上出现了严重的偏误。新医改以来，在“公益性”、“不能逐利”等计划经济观念的“绑架”之下，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强化管制的政策--强制基层用药范围、强制实行收支两条线、强制基本药物招标、强制零差率等等，我们试图通过政策管制来破除医院、医生的逐利机制，但事与愿违，企图禁止公开获利的结果是倒逼了更为严重的暗中攫利。实际上，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因为如果允许公开获利，那么谁还愿去做见不得光的事情呢？如果允许公开获利，医院怎么会去买如宗先生所说的那些高于市场价几十倍的药品呢？让光明多一点，黑暗则自然少几分；倘若限制光明，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黑暗。

当前，必须要让医改回归常识。“逐利”是人的本性，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正因为“逐利”才让我们有了充足且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禁止“逐利”违背了人性、违背了客观规律、违背了基本常识，新医改7年来，正是“破除以药补医”、“破除逐利机制”、“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认识误区让医改南辕北辙。